何孝星教授:行走在学企结合部



【人物名片】

何孝星教授,195512月生于福建福州。1982年毕业生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金融专业,获学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8年获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03年获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国家级金融学重点学科投资学专业学术带头人,现任厦门大学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与资本运作研究中心主任。

何孝星教授长期从事货币银行理论与政策、证券市场理论与投资方法、投资基金理论与实务、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的研究,并先后主持完成8项省部级以上国家基金课题,20多项企业应用课题,获省部级科研奖励10余项。先后出版《证券投资基金运行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学》等9部专著(含教材),在《经济学动态》、《金融研究》、《投资研究》等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150多篇论文。

何孝星教授在企业发展战略规划、项目投资分析与投资方法、企业股份制改组与上市、并购重组理论与操作、企业内部股权激励设计、企业内部管理与流程设计、投资基金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实践,先后参与过近20家企业改制上市,多项研究成果被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所采纳。何孝星教授培养的硕士、博士弟子大多进入国内实力雄厚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银行、上市公司及监管部门工作,不少已经担任重要领导岗位。

 

【题记】

他,密切跟踪经济动态,牢牢把握市场商机。

他,先后担任数十家企业顾问,参与股份制改造与资本运作。

他,创立厦门大学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与资本运作研究中心,坚持企业化运作,走校企合作的研究之路。

然而,他非纯粹企业家。

他,勇闯国内学术禁区,首论中国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他,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之时,著文建言中央,影响国家政策。

他,出版了9部学术著作,发表了150余篇学术论文。

然而,他非书房学者。

他,行走在学企结合部。

 

【访谈纪实】

又是一个老厦大。

得知何孝星教授当年是厦门大学78级财政金融专业学生时,我们丝毫没有讶异。厦大这个年龄的老师多半是老厦大,他们的人生轨迹总有某些相似之处:经历了艰难的早年岁月,以傲人的高考成绩脱颖而出,本科毕业后留校,进而在厦大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学术丰硕、桃李满园。可是,当我们坐下来聆听他们的岁月记忆,却总有令人惊异之处。

 

退伍小兵45天自学考厦大

出生于1955年的何孝星小学只读到四年级就因父亲文革被打倒而辍学,开始了三年的游荡生活:没饭吃、没书读。每天生活的主题是上山砍柴,下河摸泥鳅、捉田鸡,田间捡烂菜叶维持生计。三年后,何孝星重返课堂“晋升”为一名初中二年级学生。他到现在仍然清楚记得小学四年级离校前学的最后一堂课是算术约分,返校后学的第一课是解析几何,因为重新返校后学业上的无助所带来的耻辱感让这个少年刻骨铭心。高二下学期,何孝星的父亲将他送到部队当兵时,他对学校没有丝毫留恋,也不曾想到自己还会走进大学校门。

197211月到19785月的六年时间,何孝星是在部队度过的。其间的部队生活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他其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和军队的军事化管理确实能找到影子。

1978年是何孝星改变人生轨迹的关键一年,5月他毅然放弃部队的升职机会决定回家参加这一年的高考,而此时他的知识基础相当有限。从54号到720号,除去其间照顾重病弟弟的一个月,他用45天时间自学了高考的全部课程。六年的部队历练,让当时23岁的他多了一份严格与坚毅:自己制定的任务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让人惊异的是,学习生涯如此短暂的他竟然自我摸索出一套高效学习时间表:早上起床头脑清醒,做数学题;下午犯困就写语文作文,可以逼迫自己思考;晚上七点半到十点的记忆黄金时间用来背政治、地理、历史科目。那年整个县城840多个文科生参加高考,只被录取两个人,何孝星便是其中一个。45天的复习击败了复习两年的老三届,而且分数远远高出录取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退伍小兵轰动了县城。那段自学经历给何孝星一个深刻感悟:“在读书这件事情上,理解与应用非常重要,要把书给读活了。”他自言在高考考场上曾忘记了半角函数的公式,但正是因为他是理解式的学习,所以高考当场便推出了半角函数的公式。凭借这点感悟,其后他又经历了人生另外两个45天:复习45天时间考上在职硕士、45天时间攻克教授外语。

 

书房学问筑根基

“人们现在只看到我校企合作模式,却忘了我埋头学问的岁月。”何孝星对于自己的“出名”这么总结。“其实,没有书房学问筑根基,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时光倒回到80年代中期。1984年到1987年经历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轮通货膨胀周期,也是改革开放后通胀峰值首次出现高达10%。现在国内学者能毫不费力的断定该轮通货膨胀属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但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提出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当时,西方经济学认为强大的工会力量增强了工人对工资的议价能力,高工资推高产品成本,因而商品价格上升,央行就不得不提高货币投放量,倒逼机制引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然而,前中、苏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需求拉动型和结构型通货膨胀,不存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因此,当时没有学者敢在中国提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概念。

为了探其究竟,1987年何孝星决定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作为自己硕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年底,论文初稿基本完成,他向福建省社科院主办的《福建论坛》投稿,为了谨慎,他用“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代替“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结果该论文成为何孝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并引起强烈反响。有了这次试水,何孝星决定不再闪烁其词,直接将硕士论文题目改为《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不但不再否认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在中国的存在,并且全面论证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其特征的差别。这个大胆的举动不仅让他在19885月顺利拿到在职硕士学位,也使他成为国内第一个提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学者。创作的火山一旦苏醒,成果就如火山式爆发式增长。1988年到1995年期间,何孝星深入研究通货膨胀问题,在《金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南开大学学报》、《经济学动态》等权威刊物上陆续发表60余篇相关论文。何孝星在深居书房系统研究学问的八年时间里打下深厚的理论功底,使其在后来的理论应用中游刃有余。

如果说1987年是何孝星人生轴线上一个光彩夺目的坐标,那么1999年则是他鲜为人知却引以为傲的一个坐标,这一年,他完成了学术研究生涯中的一篇得意之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初现端倪,1998年形势恶化,中国面临经济出现重大滑坡的危险。1999年中央统战部组织了一个8家民主党派首席经济学家代表团进京建言。时任总理朱基、分管外贸的副总理李岚清以及分管金融的副总理温家宝当场听取汇报。中国民主促进会经济学家、南开大学教授蔡继明做了题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十对基本矛盾和给中共中央的十个建议》的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当时中国在外贸、股市、房地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十个方面的矛盾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后来,朱基总理参考了蔡继明教授报告中的多项建议并制定相关政府政策。这篇报告随后发表在1999年第9期的《金融研究》,作者一栏写着:南开大学蔡继明、何孝星。鲜为人知的是,此何孝星正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何孝星。而何孝星由于共产党员的身份不能作为民主党派代表团成员亲自进京建言,但他为危机之下的国家政策制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何孝星经历了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大胆突破1988年的学术禁区,建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国家政策,他始终关注经济发展的脉络与现实,因为他认为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尤为重要。他常常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上世纪90年代“帕累托效应”这个概念十分流行,几乎所有博士论文都要使用这个洋气的概念,却没有人做深入分析,作为一个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土教授”,何孝星在了解了这个概念后对它的流行十分不解:这个道理原本就是我们老祖宗的发明嘛,从人性利己行为选择顺序上,利人利己最优,利己不利人次优,利人不利己再次,损人不利己最差。“如果对知识有透彻理解,这流行的新知识哪里有新意?”正是这种深入学习,学以致用的思想让何孝星走的更远。

            

初探学企结合道路

1991年何孝星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学术的道路越走越顺。然而,何孝星此时悄然开始探寻另一条道路。从1982年留校开始,何孝星在做学问的同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转化成企业认可并使用的东西。他坦言这一思考最初其实是出于经济考虑,想改善其家人的生活,庆幸的是他最终走上这条路。

因为关注企业层面的动态,一直以来何孝星都留意收集各种合同范本以及债券发行、贷款等相关融资活动的文本。这个习惯让他从看懂各种合同到清楚一份合同的软肋所在,继而学会起草一份合理的合同。数年的准备只需一个机遇便可带来一番新天地。1990年中国实行股份制改造,深交所和上交所相继成立,大量企业需要进行改制,然而他们本身缺乏相关知识和能力。何孝星瞄准了这个机会,他先后成为十几家企业和政府机构的顾问,迈出了他全面走向企业界的第一步。充分的准备帮助他跨出第一步时就创造了多个第一:参加厦门首批五家企业的改制,亲自制定了企业资产评估与定价;参加厦门国贸股份的改制,此案例利用回购以使公司适配证监会指标,这在中国是首例;参与厦门海洋实业分拆,将股份一半留作社团法人股,一半上市发行,国内史无前例;参与中国第一家金融评级公司——厦门金融评级中心的金融评级指标体系的制定。他甚至在1994年到1998年期间建立了一家顾问咨询公司,专门从事企业改制相关咨询活动。像一个初涉生意的商人,在该轮热潮中何孝星挣到人生第一桶金,积攒了与企业打交道的最初经验,同时他帮助企业和政府解决的问题也成为生动的案例丰富了课堂教学。他开始走学企结合的道路。

 

中心平台,亦学亦企

200810月,厦门大学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与资本运作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何孝星担任主任。这个研究机构由何孝星一手创建,当初他建立中心的初衷很简单:给学生一个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平台,也为厦门大学赢得更多科研经费。对于这一点,何孝星深有感触的说:“目前我们学生学习的知识大多与实践相脱离,不少知识企业用不上,甚至不敢用。所以不很受企业欢迎。课堂教学固然重要,但是很多知识必须在干中学、学中干。”

虽然中心是隶属于厦门大学的研究机构,主要成员也都是何孝星的学生,但他坚持企业化运作、军事化管理。这些理念源自他早年的企业经验和部队生活。他引以自豪的告诉我们,自己管理中心这些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大都靠我的两个博士。他像一个CEO一边说一边在桌子上比划自己的“公司”架构:“我把我的研究中心分成纵向和横向两部分。横向由两个博士带领做项目,这些学生来自于大四保研的学生,大四培训一年之后研一、研二参与中心项目,每年7月述职考评大会之后,研三的学生才可以离开项目组去实习、找工作、准备毕业论文;纵向由我的直博生组成,他们做研究的同时也要参与横向组的每周研讨,摸清方向。”

为了促进学生专业知识的稳步提高和项目的质量,研究中心每周六上午开日常例会、下午开项目研讨会。这些一般都由博士“副总”代为组织,需要何孝星发挥“CEO”作用的主要是中心承接大项目时与客户的沟通。何孝星非常看重耳濡目染的学习效应,他打了个比方:动物世界里小狮子会捕食动物就是因为它们从小看老狮子捕食。在与潜在企业客户对接时,何孝星让自己弟子在一旁学习:“交流是一门学问。如果你有三个小时就可以从背景讲起,如果有三十分钟还能讲个主体,如果只有三分钟时间那就应该直接讲结论。企业家一般都很忙,你们的交流会不断被外来事件打断,这种情况下你就应该直切要害:你需要什么,我能帮你解决什么。这样才能引起注意,才有机会。”让何孝星欣慰的是,经过三年的历练,他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握总体方向,确定项目研究框架,指出项目的亮点和缺陷,帮助学生分析客户需求,并明确中心能提供服务,其余都可以放心地交给学生细化完成。

研究中心研究与服务内容非常广泛,涵盖企业股份制改组与上市、兼并收购、私募股权投融资、资本运作方案规划设计、投入产出分析等方面。但何孝星对研究中心的定位十分明晰:“我们做的很多内容别的研究机构、证券公司也能做,但有些课题比如投入产出分析很多机构没法做。什么是核心竞争力?这就是,我有你没有,是排他性竞争力。就譬如现在的学生都流行考证,但殊不知当所有人都考证书时等于没有证书。我经常教育我的弟子们要牢牢抓住中心项目机会培养别人没有的能力,也就成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他认为培养学生的核心竞争力是自己作为导师的责任。同时,他也有企业家式的危机感,有了核心竞争力研究中心才能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为了提供更加长久的学生培养平台。和所有经常给企业家讲课的教授们一样,何孝星作为经济学院EDP的资深教授,讲话情绪激昂,观点鲜明犀利,善于用浅显易懂的例子给人讲明白晦涩的深刻道理。

经过这样的培养,何孝星的学生都非常具有竞争力。他笑言,“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开玩笑说,毕业三年后如果年薪没有二十万就不要回来见我。”这并不是他对自己学生的“无情”,而是对自己培养学生素质的高度自信。“不理解中心运作模式的人可能会觉得我的管理太严格,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让学生们辛苦三年,他们可以幸福三十年啊!”教授对自己的学生非常关心。中心每周都要组织大家打羽毛球,逢年过节的还会组织聚餐及各种活动,此外每年每人还享有一定的课题补贴。每个同学每周还要上台就自己的研究进展作相应的汇报,三年的历练,换来的是出口成章。“我的学生不仅研究能力强,而且身体素质好,各方面的能力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口头表达能力强,逻辑层次清晰,举止大方,充满自信。企业不欢迎才怪呢。”的确,何教授的学生在企业招聘过程中的“叱诧风云”以及“过关斩将”的事迹我们早已有所耳闻,及至今日,才明白精英是这样炼成的。

 

【访谈后记】

访谈持续了2个小时,我们喝着何孝星教授偏爱的、据说用荔枝椴木烘焙的陈年铁观音冲泡的茶,听他叙述着自己的点滴。他说自己对中医相当有研究,这个从他比真实年龄年轻甚多的容貌就能验证。他稍稍降低语调告诉我们他计划添置一台好车,一方面是因为外出远距离的项目增多需要一台更结实、安全的车,另一方面是因为先前的车子出去谈项目太寒酸。不是为了显摆,企业家的思维:包装和实力同等重要。然而,他依然用那台只有电话和短信功能的破旧但耐摔的诺基亚,他说没办法,这个不能换,省时,最重要是信息安全。他既不拍照也不想这样划来划去,说着就夸张地在手机屏幕上模拟触屏机划屏的动作,嘴里还发出啪啪啪的声音。这样的赤子之心成就了何孝星教授的创作灵气,也留存了他骨子里的那份敢为人先——灵气让他在学界游刃有余,胆量让他在企业界纵横驰骋。这个行走在学企结合部的教授,不得不让人心生敬佩。


 

(张豪 占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