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为我们插上翱翔的翅膀(1980级学生单明)


    1980
年夏秋之际,我成为厦门大学80年代的第一届新生,走进厦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习殿堂。那时候中国大地刚刚吹起改革开放的号角,社会经济发展气象万千,青年们求知欲望强烈,渴望获得学习深造的机会,充满学习知识,献身事业,报效国家的憧憬。能够经过百里挑一的全国统一高考进入厦大,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一进厦大,最早接触的就是经济系团总支书记,我们专业的辅导员黄定基老师。应该说,在厦大的四年学习生涯,我与黄老师的联系是最密切的了。黄老师知道我在进入厦大以前,有过插队知青和军工企业工人的经历,在农村、工厂都担任过一些职务,一入校便被指定我为班级的临时负责人,后来又担任班长、系团总支副书记和学生会主席,与蒋淮、朱之文、徐谦、陈碧月等学长在黄老师领导下开展经济系团总支、学生会的工作。黄老师当年对做好系里的学生工作是倾注了心血,管理细致、工作严谨,对经济系团总支、学生会的各项工作,包括参加全校的运动竞赛、文艺演出、节日安排、征文比赛等各种活动抓得无微不至,对学生们的思想、学习、生活也关怀备至。但也有不少学生对他很有意见,因为他连学生的晨练出操偷懒、宿舍卫生死角和男女同学之间蛛丝马迹的感情升华都不放过,总是希望经济系在全校的各项竞赛中都能拿第一。我们当时毕业时都请老师在毕业纪念册上留言,他给我的毕业留言是“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可见他对献身事业的热忱和对学生的要求与期望。

我们第一堂专业课是李秉濬老师讲授《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课程。秉濬老师面容清癯,不苟言笑,但语言幽默诙谐,富有哲理,充满睿智。他的授课思维缜密,逻辑性强,言简意赅,环环相扣,感觉不到一句多余的话。他的第一堂课使我感到很震撼,厦大有这么好的老师,有如此高深学问的老师向我们传授知识,选择就读厦大经济系真是我的幸运!因为我那年的考分可以读北大,而我选择了厦大。从秉濬老师的授课中,我知道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每堂课我几乎都一字不漏地做好笔记,心想着今后我如果走上讲台讲授经济学,就要像秉濬老师这样讲课。秉濬老师喜欢学生提问,欢迎学生课后随时向他求教,我们几位同学也常在晚上和休息日到他家喝茶、探讨人生、社会和经济学问题。

吴维嵩老师为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可没多久就调到福建师大了。他不仅讲课精彩,还有很深的音乐造诣。入学前我对交响乐一窍不通,有一天下午下课后路过三家村,看到学校举办如何欣赏交响乐讲座的海报,讲者竟是给我们讲授“经济学”课程的吴维嵩老师,觉得好奇新鲜,晚饭后早早就到现场。维嵩老师以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春天》、《欢乐颂》等交响曲,放一段讲一段,听了他的讲解,我才明白交响乐作品如何体现作者的性格、心情、意志和思想,反映时代的特征和社会历史的现状,对如何欣赏贝多芬及其他交响乐作品懂得了一点道道。

吴宣恭老师当时是经济系主任,后来担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校长和校党委书记,他给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宣恭老师睿智豁达,温文尔雅,讲课旁征博引,逻辑严谨,用语朴实,有板有眼,很容易记录,上完课再重温笔记,就像是一篇论文。他在我们即将毕业的时候,勉励我们班的同学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实现四化鞠躬尽瘁”。我毕业分配到中山大学,宣恭老师鼓励我要“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还为我写一封推荐信给中大经济系系主任张志铮老师。张志铮老师也是王亚南老校长的得意门生,40年代随王亚南老校长从中大来到厦大,后再由厦大回到中大,是当年广东名声赫赫的经济学教授。20147月,我们回校举行毕业30周年聚会,宣恭老师出席了我们的师生座谈会,还能叫出我们班许多同学的名字,送给我们一幅他赋诗的书法作品:“赋骊三十载,如今喜团圆。寒霜移旧貌,秋水辩童颜。欲诉惊时短,相依怨日迁。皆期常来聚,珍重待来年。”可见宣恭老师与我们当年和如今的师生情谊。

王洛林老师当时任经济系副主任,给我们讲授“世界经济”。他在南斯拉夫留过学,讲苏联、东欧经济时,将政治经济理论与在东欧留学的亲身实践经历结合的惟妙惟肖,讲课如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分析事件的背景、动因、发展和趋势。听他的授课如沐春风,清新诱人,就是一种享受。洛林老师是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翻译者王亚南老校长的公子,毕业于北大经济系,但很朴实低调,治学严谨。后来担任校党委书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毕业后在各位老师中我与洛林老师接触较多。一是有机会在北京、南京、香港多次聆听他的演讲;二是有幸协助他在广州开展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调研。在20世纪末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他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到香港调研,对我们跟踪亚洲金融风暴的研究成果感兴趣,我也就一直向他提供直到我们的研究工作结束。

陈可琨老师那时刚移居香港,在香港《经济导报》任职,还不时回校开办香港经济的讲座。那时候对外联系的门才刚刚打开,香港的任何事物还是新鲜热辣的话题。他的讲座让我们耳目一新,非常受同学们的欢迎。每次演讲校内最大的阶梯教室不仅座无虚席,连过道和窗外都站满了人。对陈可琨老师的学识、才华与为人我非常敬仰,他的讲座只要我知道一定是场场必到。听了他的演讲,我对香港社会经济有了初步的认识。我到香港工作时他已任香港《经济导报》的总编辑,我那时负责粤海集团的企业战略发展与研究工作,经常请教他,邀请他为广东驻港企业和粤海集团的管理层培训讲课。他的讲课,是广东在香港举办培训最受学员欢迎的课程。陈可琨老师还十分热心厦大旅港校友会的事务,出任旅港校友会理事长。遗憾的是,他已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当年就是因为在农村插队,琢磨研究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资本主义尾巴”喜欢上政治经济学的,罗郁聪老师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授《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选读的课程,解答了我的一个又一个疑难问题。记得罗郁聪老师给我们上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深情地将郑板桥的《竹石》诗抄写在黑板上:“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勉励我们走出校门后,要自觉地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坚定信念,联系群众,奋力拼搏,挺拔成长,冲破险阻,不断进取。毕业时,他又赠送给我郑板桥的另一首《竹枝》诗:“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以此教导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

蒋绍进老师为我们讲授“资本论”,讲课时将厚厚的《资本论》往讲台上一放,拿个粉笔头就侃侃而谈,对所讲授的内容滚瓜烂熟,也不用看讲义。但讲课很严谨,慢条斯理、不紧不慢地旁征博引,费解的《资本论》经他那么一讲解梳理,顿时感到茅塞顿开,对我认知的提高受益匪浅。

周元良老师当时任经济系副主任,教我们“政治经济学原理”和“人口理论”,还带领我们班到晋江和福州开展调查实习。他讲起课来,引经据典,绘声绘色,极其生动,不时对一些社会现象和官场作态进行抨击、点评,拿着毛巾擦着满头大汗,也是经济系发表论文最多的老师之一,在校期间还指导我在省、校级刊物发表了三篇论文。我与三位同学由他指导毕业论文,在系评审中得优秀,两位得良好,成绩公布后他很高兴,请我们四位同学到他家大一餐。

我们的“会计学”是陈仁栋老师上的,陈老师能够将纯应用学科的会计课上得富有哲理。他告诉我们大学的会计课不是简单地学会记账、看账,重在掌握财务核算,懂得如何运用财务知识盘活、扩大资产。他还将“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这一会计学理论引入社会与人生,告诫我们人生犹如一部借贷的账本,一份付出一份收获,没有无缘无故的收获,也没有毫无意义的付出,在人的一生中,付出和收益通常是对等的。鼓励我们掌握知识本领,今后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葛家澍老师在会计与人生的讲座中也对此做了深入阐述。

入学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我是在潘懋元副校长家过的。那天下午系办公室通知我晚上到潘校长家,潘校长那时住在水库下的一栋小别墅。去后见到许多不同年级、不同系的学生,我与几位1980级的学生坐在一起。潘校长的大公子潘世墨是1977级哲学系的,在那张罗,后来也成了厦大的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潘老校长是广东潮汕人,非常巧合的是我们几位80年代在潘校长家过中秋的不同系的1980级学生,毕业后都到了广州,而大家又都是福建的考生,我们都惊诧怎会有如此巧合。潘校长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我本科毕业后他还鼓励我继续深造。因我的舅公李培囿教授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博士,四五十年代曾任厦大教育系主任,潘校长还鼓励我攻读教育学的研究生。

近几年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离开了厦大,为什么对母校那样地牵挂思念?我想,这其中有厦大文化熏陶的因素,更有厦大老师们为人师表,不仅带领我们徜徉浩瀚的知识海洋,还指导我们如何处事做人的缘由。正如我们校歌的歌词“学海何洋洋!谁欤操钥发其藏?”,“人生何茫茫!谁欤普渡驾慈航”。感恩国家,为我们带来难得的学习机会;感恩母校,为我们创造了美好的学习环境;感恩老师,为我们插上遨游人生、翱翔世界的翅膀!师恩难忘,恩重如山!


    (单明)

 

作者简介:

单明,男,1956年生,1980—1984年就读于厦门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曾先后任职于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和香港粤海集团,现任厦门大学广东校友会名誉会长兼执行会长。

  (本文转自《我的厦大老师》一书,林东伟主编、詹心丽副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