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黄志贤(1977级学生叶文振)

初次和黄老师见面,是我在1982年的春天毕业留校到人口研究所工作的时候。黄老师是第一任所长,我是他领导的第一个专职研究人员。干练、简约和不时露出温厚的笑意,是老师留给我的整体印象,但最打动我的是他一头纯净的白发,让你感受到文化知识的源远流长,感受到作为资深学者的敬业与崇高,我为自己初入学术领域就能够近距离地分享老师的指导与教诲感到十分荣幸。

 

从中共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黄菱送过来的关于她父亲的个人履历,我才第一次如此完整地了解到黄老师的政治、教学和学术并重的光荣历程,并为他毫不居功、宁静治学的学者生涯而肃然起敬!黄老师来自一个华侨家庭,1946年夏天回国,进入厦门大学经济系念书,就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6月来到中共闽粤赣边区游击区,任边区党委机关报《大众报》编辑和边纵支前文宣组组长;同年10月随区党委进入闽西,任《新闽西报》编辑主任,直至1950年夏天重回厦门大学经济系学习,并兼任厦门市学生联合会主席。大学毕业后留校在经济系任助教,1952年还前往北京完成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的两年学业。68年的中国共产党党龄、64年的厦门大学教龄,还有60年的专攻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学术经历,都集中反映出黄老师最本质的为人品格——忠诚。他忠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宗旨,不论是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都保持作为一个党员的崇高信念和政治操守。他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对党的高等教育事业的忠诚与热爱,几十年如一日,用最优质的教学服务,培养出像厦门大学嘉庚学院院长王瑞芳教授、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两院院长洪永淼教授等一大批优秀的高层次人才;转化为对学科学术发展的忠诚和全身心投入,几十年不分心,用最严谨的研究投入,在西方经济学的引进、推广、应用和创新方面都做出了令人尊敬的贡献,形成了从1983年的论文《斯密以前古典学派的利润理论》到1990年的专著《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再到200680岁时的合著《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演化》等影响显著的系列重要成果。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还通过电话和短信与黄志贤老师的几个弟子交流。我询问他们,黄老师给你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什么?厦门大学经济系的郭其友教授很简练地回答说:“正直。”是啊,我们都感同身受!黄老师亲自填写的简历显示,他在1965年之前就担任中共厦门大学党委委员和经济系的党总支书记,近20年后,学校请他出任新成立的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正直的黄老师没有居高邀功,平静地接受组织的安排,并认认真真地为办好人口研究所倾注自己的心血。当时因为国家人口控制的需要,恢复不久的人口学一下子变成了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热门学科,相反由于市场经济还处于起始阶段,与之相对应的西方经济学也显得比较沉寂,而我们的黄老师并没有弃冷转热,依然延续自己几十年走过来的学科兴趣和学术路径,继续坚守在西方经济学史的学科领域,他所展开的人口研究,也基本上都置身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是一种理性的、紧密结合我国人口与经济实际的西方经济学的学科应用。让我心存感动的,还有在我1994年回国任教的20年里,尤其是到福州高校任职的十年间,黄老师从来没有交代我为他办过任何事情。去年暑假在厦门大学参加省组厅长班学习时,我顺便去东区看望黄老师,对我所表达的一点点感恩心意,他都显得不是很乐意,一再强调能来坐坐就好!对不起黄老师,我来得太少了!

作者(右)与黄志贤老师

 

我虽然毕业于母校的经济系,可是由于专业的不同,在四年本科的学习中真的还不认识黄老师。但我进入人口研究所工作后,我可能得到比黄老师带的研究生还要多的亦师亦父的关心与厚爱,如今回想这一段的美好,感到非常的温暖!

 

黄老师从来不给我派活,但总是不断地提供学习和发展机会。我记得,我没有承担过黄老师亲自主持并署名的科研写作任务,他也不喜欢我把他的大名放在我写的文章上,以提高论文发表的几率。相反,黄老师却为我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工作、研究和成长的环境,我可以自由地支配每天的精力和时间,自主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发展,年轻人常见的被领导的压力在我这里却是更多的被信任、被鼓励和对各种机会的独自把握。因为黄老师如此的“领导”,我在人口研究所很快就有了自己学术人生的许多第一次:在《福建日报》发表了第一篇人口文章、在福建省人口学会举办的专题培训班上做了第一次人口讲座、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参加了第一次学术合作——共同翻译美国人口抽样专家的讲课教程、在我毕业留校的第四年就拥有许多教师所渴望的并影响我整个人生的第一次出国深造。没有黄老师,就没有我当年“轻易”获得的由许多第一次组成的良好的事业起步,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与之相反,在生活上,黄老师却给我无微不至的、甚至指令式的关怀和帮助。留校后,还没成家的我自然想家,黄老师和师母却用心让我在远离父母的地方拥有家的感觉。记忆最深刻的是在1982年的中秋节,黄老师把他指导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王瑞芳教授和我叫到家里,参加节日博饼的家庭聚会,一起欢度中秋佳节。黄老师不大的家里一片茶香饼香、欢声笑语,还有窗外的一轮明月,我们在分享黄老师和师母厚爱的同时,也记住了厦门特有的中秋博饼的文化习俗,以致后来留学美国犹他大学,社会学系华人教授郭文雄老师请我们中国研究生去他家过感恩节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念厦门,想念黄老师家的中秋月饼和掷骰瓷碗!后来成家了,我的蜜月是在厦门大学度过的,黄老师不仅表示衷心的祝福,还同意我把人口研究所的资料存放室整理一下作为新房。同样的,没有黄老师的关心,我是不可能拥有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既温馨又独特的生命经历。

 

在这里,我还想说的,是黄老师对家庭的男性责任感和恋家顾家的良好示范。这可能也是我从1996年就开始转向研究女性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成因。黄老师是幸福地生活在“女生宿舍”里的男性教授,除了师母,还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常年住家的保姆。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黄老师对女性的善待与爱护,也给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家庭带来无限的快乐与幸福!据我观察,师母在黄老师婚姻情感世界里的地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每每到老师家,我听到更多的是师母动听的话语,而老师脸上总是充满着由衷的快意;我还看到,在黄老师的亲情空间和居住空间里,很大面积是被三个女儿占据的,而且老师愿意被占领和堆积,我以为,如果西方经济学史是老师倾其一生的学术主战场,那么三个女儿一定是老师享受美感的东方代际学史的生活主旋律。除此之外,我还永远忘不了一张非常慈爱、善良的笑脸,以及一个十分勤快的身影,她就是前面提到的黄老师家的保姆,我想,没有黄老师带头形成的善待保姆、视为家人的家风,我们是不会长时间地见到这位保姆,看到洋溢在她脸上的那一种会被深深感染的生活愉悦!

 

1926年算起,黄老师今年89岁了,已经光荣地进入高龄人口群体了,让人非常欣慰的是,黄老师还很康健,并热望和女儿们在一起互动互乐!在这里,要向黄老师的三个女儿及其家属对老师长年累月的照顾和家庭快乐的营造,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让我们一起为黄老师祝福,恭祝他在美丽的母校校园、在温馨的“女生宿舍”继续快乐生活、健康长寿!

 

作者简介:

叶文振,男,1955年生,1978—1982年就读于厦门大学经济系计划统计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现任中共福建江夏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

 
    (本文转自《我的厦大老师》一书,林东伟主编、詹心丽副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