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绅士·善人——与吴宣恭老师的师生情缘(1991级学生黄少安)

19911994年,我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吴宣恭教授。

 

一、初识老师

 

我的求学之路并不顺利。1979年高考,我的分数不低,却由于不会填志愿,被录取邵阳师专(专科),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和世界历史、心理学、逻辑学等都学了一些。后来又脱产学了两年的经济学本科课程和两年的经济学硕士生课程。直到1990年到当时的湖南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虽然学得也不错,工作也出色,可是,社会认可的学历只是专科毕业,连个学士学位都没有。于是我决定以同等学力身份直接报考经济学博士生。如果没有这一决定,就不会有与吴宣恭老师的师生之缘了。

由于自己不是毕业于名校,又是以同等学力者资格报考,为了增加考中的可能性,1991年我同时报考了中央党校和厦门大学。报考前者,是因为我在党校系统工作过,认识王钰教授,听过他的课,更重要的是与他有些学术联系,他对我的一篇论文给予了肯定性和建设性的意见(该论文发表在《经济研究》1990年第3期);报考厦门大学的考虑是:我一南一北各报考一所,知道处于南方的厦门大学经济学声誉很高。当时并不认识吴老师,从招生简章中看到吴老师的名字,知道他是当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南方本)的主编。印象中,我应该是在报名前大着胆子给吴老师去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的基本情况,特别强调自己没有学士和硕士学位。吴老师回复鼓励我报考。估计当时他可能看上我已经在《经济研究》和《中国农村经济》发表了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否则,凭什么同意和鼓励我报考?

 

那年厦门的夏天特别热,我考试期间中暑了,晕倒了,英语口试时是抱病参加的。考试期间与吴老师见面(也是初次见面)的印象是:英俊、有风度;客气、有涵养;严肃、有原则。后来得到被录取的消息,高兴之余,自己心里还是有数的:我的优势应该在于专业课、已发表的论文及面试时的逻辑思维素质和对一些问题的比较深刻的认识;不足之处还是很多的。感谢吴老师能够不介意我的劣势而录取我。

 

二、严谨的学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作为学者,吴老师极为严谨和严肃。也许,许多学生在谈到自己导师时,尤其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后记”中,都会用“治学严谨”之类的词汇,但是,多少有点像现在中国众多大学的“校训”用词。感受到的吴老师的严谨,足以“吓”得我不敢与之合作写论文。在厦大经济学院,吴老师每年招收的博士生数量算是少的,应该庆幸这一点,否则,像他那样帮学生看论文、修改论文,还不把自己累死?!

 

对我的学位论文,我都已经记不清楚他看了多少遍,修改了多少遍。学位论文必须交给导师看,“躲”不过去。其他论文,多数情况下我都不请他看。三年期间只与他合写过关于产权理论的一篇论文,发表在《学术月刊》上。我写好初稿后,他一遍又一遍,连标点符号、语法都极为认真地修改,甚至有些苛刻。说实话,我又感动,又“吓”着了,后来再也没有与吴老师合作写文章。不过,等我也带博士生的时候,总是除开讲思想、讲思路、讲提纲以外,在语法、标点符号、分段等方面严格要求,还常常批评他们语文水平不够。

 

作为经济学家,吴老师是有信仰的。他不仅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且信仰它。当今中国有三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卓有成就,能够客观地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置于经济科学发展史中准确定位,有批判、有继承、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有一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学习和研究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心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单意识形态化,甚至拿着当棍子或戒尺,用来打击别人、投机谋利的假“左”派经济学家;第三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很深入,也卓有成就,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且努力维护和发展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这种信仰的人是让人尊敬的。吴老师属于第三种。已经去世的宋涛先生也属于这一类。

 

吴老师有一个特点:能很快、很准确地学习和接受许多新知识,包括现代西方各种经济学流派,但是基本上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信仰。不过他从来都不限制我们这些弟子的研究领域、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

 

三、多才多艺的绅士

 

现在有相当一批学生,为了就业时多一些适应性,要么本科阶段选修经济学以获得第二学位,要么硕士生阶段跨专业学习经济学。吴老师本科毕业于厦门大学英语专业,以后一辈子都学习经济学,并以之为终身职业。让人佩服的是,他还对于传统文化有很高的修养,诗词、对联的水平颇高。记得有一次在外地参加学术会议,大家在车上为了消磨时光对对联,可没几个能胜过吴老师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其书法造诣,应该说,称之为书法家是当之无愧的。用我有限的书法欣赏能力去看他的作品,认为其风格是严谨中带有潇洒,或者说,潇洒又严谨。可能二者有些矛盾,但是确实字如其人。吴老师会弹钢琴,我有幸听他弹过。他的篮球打得不错,可惜我们认识他时,他已经60多岁了,没亲眼见他玩过。

 

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人,在众多场合总是受人欢迎,尤其是受女性的喜欢。我们在外边开会时,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都愿意和他交谈,他总是彬彬有礼,很是绅士。他的知识面之广、专业知识和生活知识之丰富,都足以让他在许多场合成为传授者。注重细节是其特点之一,在传授相应的知识和经验时,他会很有耐心地讲解细节。在关心人时,也总是很入微,这留给我们很深印象。

 

四、善者为官

 

在中国现阶段,无论从共产党组织部的干部管理序列和人们的认识中,还是从实际的工作内容和程序看,大学的校长、书记等,应该属于“官”。为官是有官道的,可是一直让我们弟子迷惑的是:吴老师为什么会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官”?他曾长期担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依据去评价他的为官业绩,何况业绩评价标准本身就有变化的空间,更何况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不过,我们发现,他当领导时,对与他亲密的人或自己的学生等,是尽量不用,应该是为了避嫌吧?对反对他的人,常常采取很友善的态度,尽量帮助和成全对方。结果是:长期在位,却没用上自己的人。退职时他也没有要求安排什么清闲一些的头衔。在一些人看来,他也许不谙为官之道,退职后也没有什么余威。在我看来,他是善者为官,在职时也许干得不轻松,甚至有些累,但是退职时和退职后潇洒,他是大赢家!因为退职后的时间远远长于其在位的时间,卸下领导职务后他迎来了一个学术高峰。

 

五、带给学生什么?

 

一些导师常常能帮助学生谋职谋官,或者帮助学生获得学术名利或学术资源等等,逐步形成一些圈子或利益集团。这种现象超出一定限度就会恶化学术环境。吴老师不是这样的导师。但是,他以他的方式关爱着学生。他会关心学生及其家人的生活和工作,给予一些具体的实在的建议。在我看来,吴老师带给我的更重要的影响是: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信仰的始终如一,对学生的既严格又宽容,对人的善良。在校读书未必能领悟到这些,工作到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些东西的价值。也正是受到吴老师的这些影响,才使得自己在科学研究和学生培养上有些成就,没给导师和母校丢脸。

 

有一件生活的小事可以一提:他曾经对我留着胡子“耿耿于怀”,多次说不好看。其实当时留着胡子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成熟一点,更像个老师,因为博士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进教室时,常有学生误认为我是学生。现在年纪大了,头发也终于熬白了许多,熬成“老师”了,胡子自然也就不留了。

 

 (黄少安)

作者简介:

黄少安,男,1962年生,1991-1994年就读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专家,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山东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本文转自《我的厦大老师》一书,林东伟主编、詹心丽副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