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老师黄良文(1978级学生王杰)

20141115日,我最尊敬的老师、我国著名的统计学家和统计教育家、厦门大学教授黄良文老师不幸因病与世长辞。

 

我最后一次见到黄老师,是在201285日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毕业30周年的座谈会上。那时老师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只是感到他讲话声音略带嘶哑。后来才知道,老师患喉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喉咙一直有异样,但没有被及时确诊。20143月,因呼吸困难,老师住院做手术后,才被查出喉癌。他的喉管被切开,自此失声。915日,老师再次住进了医院。直到917日,我才在我班微信群中,得知上述消息。三天后,发布这些消息的王美今同学,恰好来杭州。我从美今口中,了解了老师病情的有关情况。22日,回到厦门的美今和沈恩杰两位同学,代表我们全班同学,去医院看望老师。美今转达了我对老师的问候,听美今说起我的一些话题,老师高兴地竖起了大拇指。在那之前两天,去医院看望老师的方平同学,也说老师虽不能言语,但思维清晰、精神不错。我们都默默地为老师祈祷,盼望老师病情好转。想不到,离这不足两个月时间就传来了噩耗,想不到老师走得那么快,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人间,离开了我们。

 

黄老师是我国老一辈的统计学家。1950年,他从厦门大学本科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厦大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研究生毕业后,他就分配在厦大统计系担任统计学秘书。直到逝世前,他一直在厦大统计系辛勤耕耘,毕生献身于我国统计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为祖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统计人才。

 

黄老师一生勤奋治学,潜心研究,在统计学的许多领域都有深厚造诣和重要贡献。我在大学学习时,黄老师教我们的“基本建设统计学课程”。当时我们就知道,黄老师是我国投资统计学的权威专家。早在1952年,黄老师就白手起家,在我国最早开始研究从苏联引进的基本建设投资报表,并且结合我国投资统计工作的实践自成学科体系,成为我国投资统计学最具知名度的学者。20世纪70年代初,黄老师与钱伯海教授等一起,引进和研究西方国家的国民账户体系SNA,成为“文革”期间我国屈指可数的GNPGDP研究的亲历者之一。他先后发表了《略论最终产品和最终产值》、《第三产业统计的理论问题》,为开创和推动我国新的国民经济核算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统计学教材缺乏而需求旺盛的形势,黄老师参与了《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社会经济统计学》、《统计学原理》等多部教材的编写,深受师生们的好评。他编写的《统计学原理》,创造了统计学界的一个纪录——总发行量超过300万册。20世纪70年代末,黄老师积极参与计量经济学在我国发展的奠基性工作,并倡议发起组织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他也成为我国最早招收计量经济学研究生的导师之一。

 

黄老师身为著名统计学家、资深老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虽然在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却非常谦虚,从不在学生面前夸耀自己。记得19836月,我去参加全国第一次投入产出应用讨论会,期间有好几位全国有名的计量经济学家听说我是黄良文老师的学生,都对老师在我国计量经济学发展中的贡献表示敬意,作为学生,我这才知道黄老师这方面的学问也很了不起。他对学生、待众人都十分可亲可近,没有一点架子。凡是与他相处过的人,都会感到他是一位外表敦厚、性格谦和的好老师、好学者。前年,在黄老师从教60周年之际,我的同学、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谢鸿光写了一篇献给老师的文章——《我的老师,心中的佛》,这道出了我们的心声。确实,在学生眼里,老师就是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在课堂上,他对学生严格负责,但在平时,他对学生都是面带笑容,十分真诚。

 

大学四年,我与黄老师的交往并不早,也不算密切。那时,黄老师是统计系副主任,是厦大统计学最著名的几位教授之一,但直到大学三年级,黄老师给我们教“基本建设统计学课程”时,我才开始跟他有近距离接触。“文革”后1977级、1978级的两届学生,岁数相差很大,我在班级里年龄较小,学习也不怎么用功,跟其他同学相比,我给黄老师留下的片断印象是微不足道的。而老师给我的印象是特别和蔼可亲。他教书很认真,但并不为难学生。当时我们做学生的最怕考试,而黄老师说,考试只是一种形式,只要你们不是太不认真,通过我的考试并不难。黄老师果然说到做到,他的课程考试几乎没人不及格。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浙江省统计局工作,与黄老师的交往反而多了起来。毕业后的头几年,黄老师参加全国统计学学术会议、统计学教材编写编审会议或到各地讲学,多次到过或路过杭州。当时黄老师已是很有名望的教授,我只是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但黄老师却很看得起我,每次到杭州都会直接或通过“文革”前毕业的厦大计统系学生通知我。最初我去黄老师下榻的旅馆看望他,还略为紧张,怕没有话题,但与之交往后很快发现,其实老师很健谈,和学生聊上一两个小时也只能算小谈。这除了说明他知识渊博之外,还可以看出他拥有一颗倾听和包容的谦逊之心。当我汇报自己对统计理论问题的一些想法时,黄老师说,在政府统计部门工作,将统计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研究一些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也能出成果,他要求我平时多用心思考和研究一些问题。话虽不多,但语重心长。在黄老师的教导和鼓励下,我开始尝试写一些文章。后来几次见到黄老师,向他谈起自己的研究心得,尽管这些心得相当肤浅,但他听得非常认真,也很有耐心,从不轻易打断。即使有些观点与黄老师不同,他也不介意,而是平等地交换看法。

 

黄老师在学校和全国学术团体中的职务不算太高,但是他在学生中的影响与威信大大却超过了他的级别。他的威信,来自于他真诚坦荡、豁达乐观的做人本色。我在与黄老师的交往中,也常常被他为人师表的人格魅力所感动。记得有一次,老师参加《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编审会议后回厦门,在杭州中转,住在杭州火车站附近的红楼招待所。晚上我去看他,分别的时候,黄老师送给我一本他编写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中“抽样调查”一章的打印稿。他对我说,我去看他之前,他已把书稿中打字员打错的几处公式符号和错别字都改正好了。看着他端正遒劲的笔迹,我十分激动。他那种老一辈学者一丝不苟、严于求精的学风,使我永远学习,难以忘却。记得还有一件事:1986年夏天,我参加在宁夏召开的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与另一位我敬重的老师钱伯海分在一个小组讨论。钱老师是小组召集人,他觉得我递交的论文有些问题,在小组第一次讨论时点名批评了我。其实,钱老师这种学术上直抒己见、不顾师生面子而只论曲直的科学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能当面聆听钱老师的批评指正,更是我的荣幸。但那时,我年轻不懂事,感到有点委屈,当天晚上去看望参加会议的黄老师时,像诉苦似地把这事告诉了他。黄老师听后,劝导我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他说,做学问要有宽广的胸怀,虚怀若谷,并善于从别人的批评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思想。这是他所钦羡的治学、为人之道,也恰是他的自况。黄老师在我国统计学界大名鼎鼎,但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派头”,他谦虚近人的作风,堪为一代楷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黄老师来杭州的次数越来越少。相反,我去厦门的机会倒是增多了。每次我到厦门,无论是开会、出差,还是参加同学会,都会由老班长恩杰陪同,去老师家看望老师。老师看到我们过去,就泡茶、切水果,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其中有两次,黄老师刚送走别的学生,就来迎接我们,坐而小谈,老师红光满面,谈兴甚浓,毫无倦意。黄老师从教60多年之久,桃李满天下,又是顾念师生友谊的性情中人,我在想,步入晚年的黄老师,在淡出教学工作之后,除了学术工作,做得最为忙碌和认真的事情,便是接待络绎不绝地看望他的学生。对于喜爱学生的黄老师而言,这已是另一种教育学生的方式。黄老师浑身洋溢着真挚、纯朴、睿智、豁达的精神,他永远是我们心中的佛。

 

(王杰)

 

作者简介:

王杰,男,1978-1982年就读于厦门大学经济系计划统计专业;现任浙江省统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巡视员。

(本文转自《我的厦大老师》一书,林东伟主编、詹心丽副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