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颖刚等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包容性研究

 

作者:周颖刚  严力群  佘运九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

期刊:《中国经济问题》2017年第6期

DOI:10.19365/j.issn1000-4181.2017.06.01

 

内容提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最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到重要理论分支的构建?再到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方向,都体现了包容性的特征。要立足于中国实践,从立论起点、研究方法、学说流派及尊重事实等方面,吸收、借鉴并融合中西方有利于理论创新和发展的优秀成果,构建一个能够进行理论诠释、指导中国实践、具有世界价值的政治经济学说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创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当代伟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借鉴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解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和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经济现象,发现其中特有的基本事实和关键问题,寻找其内在逻辑性与规律性,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创新性。所谓“包容性”,反映的是主体容纳、融合事物的能力和程度,经济理论的包容性所对应的特征就是对其他理论的借鉴、吸收和融合。理论的包容性触发理论的创新发展,也将引导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发展。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理论发展与经济建设实践也可以梳理出包容性发展的脉络和应用特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是包容性的经济理论体系

  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从最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到各个重要的理论分支的构建与发展、再到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方向,都体现出了包容性的特征。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说产生于包容性的创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并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的,而是吸收和借鉴了大量的前人成果。人的任何认识都来自于其与周围环境的接触,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的认识,一定是来自于他们的成长和职业生涯中的所见所历,并经过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后逐渐构建自己的思维体系和理论架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分析来自于马克思的哲学思维,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支撑,而这一哲学思想的形成来自于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吸收和建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强调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分析,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在对李嘉图等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缺陷”分析基础上创立发展的;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论述、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长等理论分析在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及“不断提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对经济的作用中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包容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在一些重大理论基础问题如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并不能找到原文,但又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基本研究方法和理论原则一脉相承。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看,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可能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一个详尽的描述,但其对资本主义运行矛盾的分析则为后来者提供了思考的路径和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产生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与自己的时代特点和具体实践的结合;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对新社会形态产生条件的认识,来自于对在中国资本主义虽有一定发展但很不充分的判断,因而需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组织方式,即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基础性乃至决定性的调节作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活力,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理论是完全相容的。

  发展市场经济,西方国家有着几百年的历史,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先例的开创性实践。因此,总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对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对现代经济学的借鉴、吸收,其所表现的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容的胸怀,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观、发展观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所表现的包容性还不仅在于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借鉴和吸收,刘易斯、费景汉、舒尔茨、麦金农和肖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金融深化和金融排斥等理论,都对中国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施发挥了相应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区别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经济制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影响的广度与深度,以及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等。中国特色体现在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重要经济现象,发现其中特有的基本事实和关键问题,寻找其内在逻辑性与规律性等。例如,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探索政府与市场的最优互动关系以达到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探索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结合点以达到包容性增长、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有可能的重大原则性理论贡献。将极大地丰富市场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一个可以借鉴的例子是科尔奈(1986)短缺经济学提出的“预算软约束”,一直用于分析国有企业或政府相关企业的行为,为中国改革中的制度变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三)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交融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养分

  中国经济长达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成绩,一些亚洲国家赶超发展的模式,以及部分利用西方标准理论“药方”的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经济停滞或崩溃案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比较研究素材和理论创新的经验教训。丹尼.罗德里克(2007)考察了“华盛顿共识”与东亚模式在提供的制度及政策清单方面的差异,从公司治理、金融系统、政企关系和公共所有权等环节对西方“标准”理论和东亚的实际状况做了概略性比较,发现存在“巨大差异”。那些坚定地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标准“药方”要求重塑自身制度框架的国家和地区都几乎没有从中获得什么增长收益,而中国经济则在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标准进行改革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构成了一个显著的“反例”。对于这一现象,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1997)认为,中国实施的“双轨制”改革是一种实现“帕累托有效”的改革方式,它在边际上改进了激励,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林毅夫、蔡昉、李周(2013)认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在于改革使中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蔡昉(2014)还认为,30多年的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包容式的,中国的改革发展模式服从于改善民生和提高国力的目的,“并没有囿于任何先验的教条”。以上的分析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顾各国实际情况不加差别地推行标准化政策的不可行。而中国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的思想,结合自身实际推行“渐进式改革”所取得的成功,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建设实践的包容性。对上述现象的解释和理论提炼不仅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信”,更为中国经济学发出“中国声音”、倡导“中国价值”,推动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有力参与者和推动者。亚当.斯密认为,推动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力量是劳动分工及其国际延伸。近40年来,中国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分享了全球分工扩张带来的好处(罗思义,2016)。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危机后经济复苏的曲折进程,使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撞到天花板,全球都在等待着理论创新(刘鹤,2013)。2013年秋,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动包容性的新全球化。在过去两三百年,英国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以各种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经济理论掌握着国际话语权。作为全球化新力量的中国,不仅要借助全球化促进各国合理分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无法回避全球化增益的分配公平问题,这就需要中国的经济学家提炼发展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经济理论,用于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实践。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全球化实践中发展的包容性经济体系和包容性发展的价值观,也必将带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包容性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包容性发展的路径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包容性发展,本质上是对新形势新经济条件下在不同市场环境中发展创造的先进成果的吸纳、借鉴和融合创新,最终成为一个能够进行理论诠释、指导中国实践、具有世界价值的经济学说体系。

  (一)立论起点的包容

  作为立论起点的概念,一般应该具有这样三个特点:第一,是一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经济行为或现象;第二,是原来的经济学理论中曾经出现过的、并具有影响力的概念,不是凭空创造的新词汇;第三,最重要的是这一概念在当前和未来仍将在经济事务中起到广泛的作用,能够作为立论推演的基础和衍生相应的政策涵义。按照上述条件,合理的可以作为立论起点的至少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概念。

  首先,要辩证看待政府和市场关系。不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存在政府和市场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

  我们党和国家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学家就开始探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后扩展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提出了“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从制度上更好发挥”、“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等,强调要不断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实际上是进一步深化了对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认识。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这个经济学重要命题上,中国经济的转型与改革为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大量研究的素材与数据,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内容,也是中国经济学最能够取得原创性突破理论的所在之处。

  第二,效率与公平是各种经济社会制度都要追求和平衡的两大目标,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容性发展的核心问题。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改革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讲求效率,效果明显。党的十四大提出明确提到“兼顾效率与公平”,从十四届三中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2005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更加重视社会公平”, 2006年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十七大提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时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十八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此可见,中国当代伟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是效率与公平这一经济学重要命题的立足点,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是共同发展,目标是合作共赢,形象地说就是共同把蛋糕做大、做得更有营养,而且一起分蛋糕,让全球分到公平的份额,其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全球化方面的扩展。

  第三是关于“人的发展”概念。无论在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还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都存在人本经济思想。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常修泽,2015),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西方经济学也有人本经济学分支,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技术要更加注重“以人文本”,共同“塑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克劳斯.施瓦布,2016)。因此,关于“人的发展”,从技术层面上,在中西方经济理论中都能找到共同的话题,其研究方法和思路是可以相互借鉴的。此外,关于制度、契约等的概念,也可以作为理论演绎的基础,发展并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二)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共享

  作为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无论是在经济学领域,还是其他学科的研究中,都不存在障碍。研究方法的包容性所需要关注的是如何进行适应性的借鉴和应用的问题。长期以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公认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被认为是马克思理论的一大亮点。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中则大量运用图表、数学公式和模型,注重实证研究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具有国际影响,承担起宣扬中国价值的责任,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用国际公认经济学语言来诠释中国的观点就是值得重视的途径。在这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者需要做的,除了继续发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独特的研究分析方法之外,也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运用数理模型和实证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创新性构建,将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用国际公认的经济学语汇体系加以阐述。其中最重要的是由解释和推演发展出创新的理论,映照并指导现实,提出解决当前国内和国际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的政策主张。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对经济理论的数学建模和以数据与统计分析为基础的经验研究本身并不带有任何阶级或制度属性,也没有意识形态色彩,而是国际同行通用的“语言”。只有采用国际同行通用的“语言”,才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传播“中国故事”并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洪永淼,2017)。

  (三)学说流派的承载

  经济学说流派的繁荣是最能体现包容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化发展可以从不同的立论起点推导演化而产生不同的理论阐释路径和政策主张,通过不断的实践、交流和碰撞,各个理论派别既形成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也有相互的交叉、融合,从而构成多样而互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一点,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众多的流派思潮可以作为借鉴。在吴易凤(2005)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一书中,总结归纳的专题就达到了34个。正是由于有众多的流派和政策主张,在分歧与争鸣中往往强调不同的方面,考虑了不同的角度,这些不同理论的集合往往能导致对问题的更全面的、多角度的认识,也为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更多的可选项,对于整个经济理论大厦的构建和经济思想的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国光(2017)指出,“对于西方经济学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只要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要尽量吸收、借鉴到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来。”

  (四)事实数据的尊重

  对事实数据的尊重,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基本要求,也是包容性的一个重要体现。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既反映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实践,也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没有全盘照搬西方的理论。西方的经验做法,中国可以拿来试用,如中国建立经济特区的试验,对东亚经济体赶超模式的学习,通过引进外资学习国外的技术管理方式等,都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世界先进经验和知识的尊重。这种理论品质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不断取得成果的根本保障。西方经济学界曾经不时的提出过“中国崩溃论”,是较为典型的用理论来框定实际的论调,没有考虑中国经济社会的特殊环境条件。尊重事实数据意味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敞开怀抱,不仅尊重本国的实践、也要尊重他国的实践,从事实数据中进行理论归纳、分析、实证,提炼理论、创新和发展理论,对不同体系下取得的与自己认识不符的实践成果予以尊重和接受,这就是包容性。正如刘国光(2017)指出的,“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流’,要在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际,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包容性视角的理论创新和应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包容性的过程,就是理论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以理论推演理论、以事实验证理论、吸收和借鉴他国的理论加以改造为我所用,这都是理论创新发展的方式,最终的目的是达到以具有包容性的理论,共创繁荣的社会、共建美好的生活。

  (一)立足于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主体性来实现理论的包容性创新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的体系,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关理论的突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思想的发展等理论和实践创新,既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大量吸收借鉴了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中国也没有完全照搬西方开出的“药方”,这种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所遵循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这种结合本身就体现了在坚持主体性基础上的理论包容。而在坚持中国特色理论主体性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开展理论创新,既是理论主体性得以保持并不断发展的基础,更是历史经验和教训所留给我们的事实和结论。

  (二)融合创新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排斥数学工具的运用,事实上,在《资本论》中对价值理论、地租理论的论述中,都涉及到了简单的数学计算。当然,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并不在于是否使用了数学和计量模型,而在于理论的独创性和实践性,在于经济思想的传播和应用。就如西方经济学家对问题的研究与表述也并不都要用到数学和模型一样,马克思主义逻辑的历史的抽象分析方法仍然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其宏大的视野及辩证的、动态的观察世界的角度,有利于认识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持续活力的源泉。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理论进行逻辑推演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更加注重事实与数据,用实证或案例等方法来保证理论的可验证和实践性。在经济研究史上,不乏从长尺度的历史视角,利用真实的历史数据和事实进行归纳和推演分析,创造出了影响深远的经济思想的例子。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能融合事实和数据等外在的经济研究表现形式和工具,是更好地用国际公认的经济学表述法发出中国声音的有效举措。

  (三)注重不同理论体系的交流、比较和借鉴

  理论只有在交流比较中,通过吸收和借鉴其他理论的长处来不断改进创新,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发展不同的理论流派,并且这些理论学说要展开交流和争鸣;二是要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与借鉴中创新发展,这既包括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科学合理成分,也包括坚持自身理论体系中的科学元素和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成果;三是从非经济学领域的其他学科的最新发展成果中获得营养,如借鉴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前沿的科学发现和科学规律认识,利用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的成果融合到经济学研究中等,都可以改进经济学的传统分析,或发展新的经济思想,提出解决经济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开创性观点。

  (四)在解决中国和全球经济发展现实问题和困难中推进理论的包容性创新和发展

  经济理论总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努力和实践中不断前行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全球政治经济问题交织,经济复苏缓慢曲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全球货币宽松和一些国家经济的失败以及“黑天鹅”事件频发等导致国际经济关系面临复杂的变化和风险,同时,互联网信息科技的发展正快速地改变人类生产生活面貌,全球政治经济结构面临巨大的调整,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在解释和解决各国国内和国际经济问题时往往面临着与现实不符或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等新的问题。从国内的态势看,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正面临经济减速、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的重要关口,一方面,中国经济仍然需要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以应对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复杂社会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变化、资源环境约束及新消费时代的到来,如何在不以损害资源环境为代价的情况下保证人民的生活质量有实质性的提高、如何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开启的“机会之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于中国经济的实践和中国不断发展所产生的对理论的支撑和证据,面对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大潮,中国要致力于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包容性创新发展,在推动解决本国经济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创造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在国际上推行中国的解决方案、成为全球经济思想体系的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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