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永淼:转型时期的中国大学生品德教育

 

编者按:2018910日,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在实践中,我们就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其中包括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111日,2018202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会议在北京召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会上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厦门大学经济学科一直以来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尤其强调诚信教育。下文系洪永淼教授在2014123日于2014级新生班主任会议上关于学生品德教育的部分发言讲稿,洪教授特别强调,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同时也要加强学生的品德教育。文稿中提及的大部分问题,在中央开展高校巡视工作之后得到了改善或正在逐步改善,为了保持文章原貌,不对该文进行修改,现摘录如下。

 

长期以来,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例如,教育创新不足、专业划分过细、学生人文素养缺失、文理学科交叉不够等等,这些都是事实。这里集中说说高等教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大学生的品德教育问题。

 

过去30年,中国社会处于非常快速的转型过程,中国高校中旧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有些已经失灵,有些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和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还没有很好地确立并系统地发展起来。另外,中国高校中,教育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的一些具体做法与学校的规定存在一定的偏差,甚至截然相反,给大学生的品德教育带来负面影响。与此同时,社会环境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也产生很大影响。高校行政化、“官本位”思想、“潜规则”、人情社会等渗入高等教育中,凡此各种,均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大学生的品德培养。下面不妨举几个例子:

 

首先是考试作弊。考试作弊古今中外都有,包括古代的科举考试。在某个阶段,中国学生作弊范围可能比其他国家的学生要广一些,但最重要的问题出在学生的心态上。一些中国学生认为作弊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没什么大不了。任课老师、教育管理者及学校教育部门的教育者,不少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常常不敢对作弊的学生严格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执行。他们担心学生由于作弊被处罚,导致心理出现异常甚至做出极端行为,为了避免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而不敢或不想按照学校的规定严厉惩处作弊学生。由于没有太大的惩罚成本,作弊之风就难于刹住。

 

第二是篡改成绩。一些中国学生在申请出国留学时,经常篡改某些课程的成绩,以求成绩单上达到较高的GPA(平均成绩绩点),从而顺利被国外名校录取。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学生为了能申请上一所国外名校,请求一位非常关爱学生的大学校长帮他圆梦,他向校长提出能否将他的学习成绩都改成A,以便成功申请国外名校,学生在提此要求时甚至没有意识到他做错了什么。中国高校的学生群体中,一部分少数民族、港澳台、外国留学生,由于与普通中国大陆(内地)学生基础不同,考试的成绩常常比较低,满分一百分的试卷经常考2030分甚至更低,一些任课教师为了帮助这些特殊学生,就将他们的成绩提高到了及格线上。但是,从受教育者的角度来看,学生看到有“途径”可以改变成绩,自己的努力就会打折扣。当受教育者以某种方式请求任课老师更改课程成绩,在人情、“官本位”和利益关系交错复杂的影响下,这种“请求”就可能实现。可以想象,学生虽未进入社会,但思维惯性一旦形成,对未来的人生道路会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捏造虚假材料。一部分学生在申请出国留学、寻找工作以及申请一些奖励所准备的材料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作假现象。有些学生只看结果,不顾过程,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例如,在申请出国时,一些学生和家长请留学中介帮忙,留学中介为了“服务到位”,帮学生写个人自传、申请书,这些申请材料中很多都存在虚假现象。曾经有一段时间,申请出国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自传中描写的家庭背景不外乎两种模式化类型:一类是出生于贫穷的农民家庭,从小刻苦学习;另一类父母是高校教师特别是数学教师,在他们的熏陶下学生从小就热爱数学,因而数学功底很好。再如,学生在写学术论文获取学位时,在网上复制一些已经发表的文章,进行“学术剽窃”,更有甚者直接找“枪手”代劳。

 

第四,诚信度不足。例如,不少中国高校通过推荐免试研究生的方法招收研究生,应届本科毕业生在申请到某一高校读研究生时,由于各高校招录顺序有先有后,学生参加多所学校的招录考试,常常对最先给予录取通知书的高校回复确认接受录取。但是,一部分学生又继续去参加更加心仪学校的招录,一旦被更好的学校录取了,他们就把已经接受录取的学校踢到一边。有些学生被其他学校录取后还会告知原先的学校,另外一些学生甚至不联系也不回复,对先前已经完成录取工作的学校造成了录取名额的浪费,其他候补的学生又丧失了宝贵的入学机会。同样的问题还体现在大学毕业生求职上。学生在找工作时,先向已对他们发出录用通知书的单位确认接受录用,甚至已经签了有法律效力的承诺书,但是他们又继续找工作,希望能找到比原先的更好的单位。一旦找到了,就以能跟家人、伴侣在一起或以地域关系为由,违约之前已签订的就业协议。而且这种违约有时不仅仅是一次两次,甚至多次。此外,在找工作时,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部分用人单位,要求学生在所在年级或班级排名在一定百分比以内才能获得落户资格,这样学生就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所在的系所、学院、学校提供证明,以“符合”相关单位的具体要求。

 

第五,急功近利行为。在中国高校里,有各类志愿者组织,为各种学术活动和校园活动提供志愿性服务,但是很多学生对志愿活动其实并不感兴趣,也不是真正自愿参加,他们是“酒翁之意不在酒也”。因为一些高校教育工作的管理者,为了激发学生“自愿”参与的积极性,常常以一种交换作为条件,比如用报酬、评奖资格等方式鼓励学生做志愿者,这样一来,“志愿者”的性质就完全变味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有交换条件的志愿工作,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极不良的行为教育。可以想象,这些学生带着强烈的功利心,毕业后迈进社会,其行为模式就有可能固化。

 

第六,在人际交往特别是师生交往中,一部分学生缺乏基本的礼貌和礼仪。例如,发送电子邮件给老师,常常“没头没尾”,既不称呼老师、也不留下自己的姓名。更有甚者,个别学生在与老师面对面走过时,假装没看见老师,连招呼都不打就扬长而去。

 

第七,自我中心主义倾向。一部分学生以自我为中心,不顾他人的感受及利益,无视周边的环境。有些学生随地乱丢垃圾,移动后的桌椅不挪回原位,甚至会说这是为了给保洁工人提供就业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去打扫。一部分学生在上课时还会出现迟到、随意进出教室、吃东西、玩手机游戏等情况,根本不把老师和周边同学的情绪和感受放在眼里,也破坏了上课纪律。

 

以上列举的几种有关学生的品德问题只是冰山一角,虽然这些事发生在学生身上,但其根源不全在学生本人,教育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也难辞其责。在大学校园里,学生不仅要学习知识,更要学习怎么做人。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竞争环境下,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高地,德育显得非常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制度创新,如何更新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念和工作方式等,从而有效地改进中国大学生的品德教育。

 

首先是教育工作者的理念。例如篡改分数一事,对部分少数民族、港澳台和国际学生而言,由于和其他学生基础不同,把实际很低的分数大幅拉高到及格线,这在某种程度人为制造了一种不公平,归根结底,应该说是教育工作者本身的理念出了问题。事实上,对于基础较差的部分少数民族、港澳台和国际学生,在一些较难的核心课程上,可以通过开设难度较低的专班和设置课外辅导等方法,因材施教,让这部分学生在学习上获得真正的进步,这种制度安排可较为有效地解决篡改分数所引发的一系列后遗症。为了让学生能报名参加志愿工作,以升学、奖学金、金钱报酬等条件作为交换,这其实是在助长学生的功利心,不可否认,这也是教育管理者的理念出了问题。

 

其次,不少中国高校的管理制度存在着显著的制度“软约束”。有些制度规定明明在那里,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大打折扣,执行者没有严格遵照规定执行,甚至常常不执行。例如,一旦出现教学事故,一些教学单位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解决问题以及今后如何防微杜渐,而是一门心思放在“家丑不可外扬”上,千方百计将教学事故隐瞒下来。学校教学主管部门的一些人有时也会因为教学事故较多,怕影响到部门形象或上级领导对部门的工作评价,因此处理上较为宽松,这其实是一种制度刚性不强的表现。如何增强制度刚性,是中国高校管理面临的一大难题。

 

第三,在相当一部分中国高校中,存在着行政色彩非常浓厚的“官本位”现象,一些老师接到所在的系、所、中心、学院领导或者是学校领导的招呼后,就不顾已有的制度规定,私下修改有关学生的成绩,甚至违规操作。

 

第四,一些人做事并不完全按照制度办事,而是认为某些制度是可以修改或者“绕行”的。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中国高校也不免受到各种“潜规则”的侵蚀。

 

第五,失信的成本太低,这是中国高校教育制度的一个根本缺陷。例如,对于一些有造假、随意篡改分数、考试作弊等行为的学生,有关部门或管理者发现后常常以批评教育为主,没有进行严格处罚。由于担心学生不能接受惩罚结果而做出过激行为,只好“从轻发落”。企盼稳定、害怕出事,很多教育工作者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在管理学生。

 

那么中国高校如何改善、改进对大学生的品德教育呢?

 

首先,对弄虚作假、违背诚信、违背道德准则、违背制度的行为必须有严格的惩罚措施,应该提高作假作弊的成本,让存在侥幸心理的学生知难而退。

 

第二,强化制度刚性,做到有规必依,严格按照制度办事。

 

第三,对帮助学生作假作弊的说情者、帮忙者也应给予相应的严厉惩处。

 

第四,教育者、学校管理者特别是各级领导应以身作则。加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中的反“四风”作风建设。除了反对“四风”外,在高校管理中应该再加上“反走后门”之风,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该率先垂范,不走“后门”,对各种“走后门”现象及违反学校规定的应该给予批评教育并适当曝光。

 

第五,努力探索大学生品德教育的规律。要避免枯燥无味的说教,要以理服人、以情动人,高校的管理者、教育者应该言行一致,为学生树立榜样。如果教育者和管理者表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那么对学生的品德教育是不可能成功的。大学生正在心理成长和人格塑造的阶段,大学时期的品德教育将对学生有深远影响甚至影响其一生。应该采用案例教学,例如上世纪60年代的全国“学雷锋运动”就是比较成功的案例。

 

第六,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环境对高校品德教育的不良影响,这必须依靠制度本身的完善。例如,以前一些社会人士都会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向高校索要考试试题。随着题库的建立,索要考试试题的做法行不通了。再如面试,为了避免面试者与被面试者之间的利益交换,通过随机抽取面试小组分配,就可以很大程度上杜绝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交换。

 

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对受教育者进行全面的德、智、体等各方面的教育,都是不可缺少的。德育是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专业教育、知识教育。在中国当前社会大环境下、在不良历史积弊的影响下,处于转型中的中国高校由于制度不完善等诸多原因,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管理者的理念还不能完全适应整个社会需要。因此,对大学的品德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这就需要所有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管理者一起探索中国大学生品德教育的内在规律,而这个探索过程将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一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