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基教授:三种情感 诠释人生



【人物名片】

邓子基教授,19236月生于福建沙县,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财政学家和教育家,中国财政学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我国社会主义财政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现任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重点财政学科点主要学术带头人、厦门大学财政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和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顾问等。

邓子基资深教授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了大量财政、经济专门人才,其中博士逾100名,硕士300多名,而他对中国财政学理论的贡献,更是高山仰止。经过长期系统的科学研究,邓子基资深教授提出了财政本质论与模式论,财政四要素论,财政四职能论,财政、税收、国有资产管理一体两翼、一体五重等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填补了国内财政学科的若干空白,并为政府相关部门所采纳,在财政、税收、国有资产管理改革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目前已出版了60多部专著、译著、教材,发表了400多篇重要论文,累计近3000万字。

由于邓子基资深教授的理论建树和对改革建设的突出贡献,荣获国家、省部级荣誉奖励50多项,以及“国家荣誉勋章”、“世界500名人勋章”(英国)和“终身杰出成就金人奖”(美国)等。

 

【题记】

身寄南山不老翁,五老峰下志尤雄;

穷经践实济天下,桑榆不羡朱槿荣;

九旬华章傲白雪,孜孜不倦续雄风;

欣偕瑞鹤凌空舞,乐伴祥云赏日红。

罗素说:“有三种简单然而无比强烈的激情左右了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探索和对人类苦难的难以忍受的怜悯。”对邓子基资深教授来说,他的生活中也有三种情感,它们像飓风,无处不在、反复地吹拂着他:对知识的渴求成就了他学术泰斗的地位,对学生的热爱造就了他“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的教学理念,对恩师的感激使他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风格。这三种情感是埋藏在他心底的火种,为他的学术之树、生命之树源源不断地输送养分,使他成为五老峰下的一颗“不老松”,在89岁的高龄仍续写着人生传奇。

 

【访谈纪实】

四月的厦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们怀着崇敬而又激动的心情来到了邓老的家中。这是我们第二次拜访邓老,一进门邓老就亲切地唤出我们的名字,热情地招呼我们不要拘束,让我们感到这位学术泰斗的平易近人和对学生的博爱之心。客厅的茶几上,一摞排列整齐的的书刊,一个放大镜,一份精心准备的手写提纲,向我们透露出邓老对知识终身不倦的渴求和真诚为人、认真做事的精神。

                

求知若渴,结缘厦大

19236月,邓子基出生在福建沙县一个偏远的小村庄。年幼时,邓子基的父母先后去世,是孤儿,穷困潦倒,受人欺凌。为了生计他上山砍柴,沿街叫卖,也到镇上一家杂货店当学徒。贫穷的生活并没有使邓子基自暴自弃,即使在生活费用没有任何来源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求。在当学徒的期间,邓子基为自己做了第一步规划——读书。因此赚到人生第一份工资的邓子基并不是把钱花掉,而是把钱积攒了起来。学徒才半年,邓子基就攒了十几块银元,凑足了学费后,邓子基毅然决定上学,最后他如愿考上南平初中。生活的苦难让邓子基学会了总是把眼光放在未来,把规划当做习惯,把对知识坚持不懈的追求作为生活的重要内容。

1945年夏天,邓子基以优异成绩从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毕业,在毕业分配时被分到江苏泰兴县,成为一名税务员。后来国民政府正在招考高等财务人员,邓子基以高分入围,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国民党又发动了内战。最后,邓子基向泰兴县税务局提交了辞职报告,随后回到福州跃身投入了“反饥饿、争自由”的民族斗争历史洪流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系“民革”的前身),并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运动。新中国成立不久,地处东南沿海的厦门大学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王亚南校长领衔的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19507月,邓子基以福州考区第一名的好成绩进入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生班学习,从此迈开了学术探索的步伐。

 

恩师教诲,践行一生

邓子基考进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后,师从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校长。王亚南校长不仅是邓子基的学术引路人,也是他的良师益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王亚南校长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依然深深铭刻在邓子基的记忆里。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教书、治学,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当年王亚南校长对邓子基的言传身教。

 

不忘学术引路人

邓子基说:“王校长十分注重对研究生的培养,他要求我们必须打好理论基础,同时又要有自己的专业方向。”对于自己与财政的结缘,邓子基说是得益于王校长的指点:“当时王老师说:‘你做过税务工作,就读财政学吧。’就是因为王校长的这句话,我开始学习、研究财政学。从1950年开始到现在,我在厦大62个年头,是王校长把我引向学术之路,指明了我学习、研究、发展财政学的方向。我对王校长的感激一直铭刻在心。”

王亚南校长高风亮节,一生“行为人师,学为世范”,对邓子基的科研和从教生涯产生了深刻影响。“62年来,我为师任教后形成的‘教书要育人,育人先育已’的理念,就是亚南校长潜移默化的结果。”邓子基说,王校长经常教导自己的学生要敬业、乐业,而邓子基也确实是这样做的。62年来,他在厦大从教生涯里,一直坚持干一行、爱一行,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再到文科资深教授,都在从事财政学的教学与科研。“当时,我有很多机会到政府主要部门任职,但我都谢绝了。在做学问与从政的选择问题上,我十分赞同温总理的理念[],并且由衷地敬佩温家宝总理的卓越成就与人格魅力,也希望我们青年学子要能静得下心来,认真读书,做好研究,学以致用,为社会、为国家服务。”

邓子基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始终注意搞教学相长,理论联系实际。而这种优良作风也是受王亚南校长的潜移默化的。邓子基说:“王亚南校长十分强调科研的重要性,他曾说:‘大学不仅是教学机构,更是科研机构。搞教学必须搞科研,不搞科研,就不能提高教学质量。大学老师不单纯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知识的创造者。’”王亚南校长教学与科研并重的观点,不仅确定了厦门大学综合性大学的性质,也对全国其他大学的定位起到了示范作用。邓子基说:“可以说,王亚南校长早就奠定了厦门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基础。我从事教学工作时,也始终注意搞科研,出成果。”的确,在邓子基的家里,书架的最下一层,排列的密密的书都是自己的著作。62年来,他出版了专著、译著和教材60多本、发表主要论文400多篇,著述近3000万字。自“国家分配论”以来,邓子基也始终孜孜不倦,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学说体系。

“王亚南校长还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曾经教导我从事中国经济研究首先要坚持马列主义,还要善于学习借鉴西方东西,洋为中用,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具有非凡的远见和勇气的[];王亚南校长自己也做出了很好的表率。”邓子基告诉我们,王亚南校长在《资本论》的研究过程中,联系中国实际,完成了《中国经济原论》的撰写,这本书是马克思经济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王亚南校长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强调要以开阔的视野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王亚南校长的影响下,邓子基定下了自己的理想:将来也要象王亚南老师一样,教书育人,成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

邓子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王校长的第一批研究生,没有让王亚南校长失望。他深得王亚南校长的真传,在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始终注意做到教学相长,理论联系实际。邓子基一生致力于倡导、坚持、发展“国家分配论”,这是广为人知的,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国家分配论”的核心思想其实是来自对《资本论》的学习、思考,然后结合中国实际而形成的。“《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本质是社会经济关系,也就是经济关系总和;财政学研究对象是经济关系中的分配关系。《资本论》指出赋税是种分配,赋税乃是财政的主要来源,财政也是种分配,是打上国家烙印的。通过认真理解原著精神,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思考,我所倡导、坚持与发展的‘国家分配论’,主张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其本质就是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的观点。” 邓子基说,自己边学习边运用《资本论》已有了62个春秋,还要继续学习、运用。对于《资本论》的学习,邓子基认为关键在于“夯实基础,善于运用”,主要是运用《资本论》中的唯物辩证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是严师、恩师,也是好领导

师恩如春雨,润物细无声。王亚南校长不仅是邓子基学术上的引路人,同时也是他的严师、恩师,以及好领导。“亚南校长是解放后厦门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并兼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王校长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我们那届八名研究生,最后毕业的只有六个,按期毕业的才有四个。”邓子基回忆说。当时,亚南校长还亲自开设《资本论》研究课程,他谆谆教导,严格要求,对邓子基特别关注和培养。为了让邓子基更快地成长,王亚南校长还安排他为本科生授课,鼓励敦促邓子基学习、思考,写文章。邓子基说:“我写的《苏联预算制度研究》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并于1952年发表在当时全国最早的学报--《厦门大学学报》的财经版上。这是我一生400多篇论文的第一篇,也是我众多科研成果中的第一项。”王校长不仅关心邓子基的学习,同样也关心他的生活。有一次王校长见邓子基没有刮胡子,就对他进行了善意的批评。他说:“从此之后我坚持每天刮胡子,也注意衣着整洁,时刻保持一个积极、健康、向上的状态。”回忆起这段往事,邓子基面露微笑。

“作为严师、恩师,他从思想感情上培养我,教我如何做人;作为领导,他更多地从权责、廉政和高效上来培养我,希望我多办事、办好事。”邓子基回忆说。“当时王校长把我留在了身边,指导我如何工作,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19528月,王校长让刚刚毕业留校的他“双肩挑”——除了教学、科研工作外,还要兼任教务处秘书。接着,邓子基成为全校教学改革委员会秘书,之后他还兼了教务处副处长,经济学院副院长、顾问等。邓子基说,“这些对我个人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回忆起亚南校长对我的帮助、教导,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无限的感激和感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邓子基已经从一个财政学子长成了参天大树,撑起了财政学研究的一片蓝天,然而每当提到王亚南校长时,邓子基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激。

 

追求真理,与时俱进

王校长麾下两年的勤学苦练,让邓子基练就了一身本领。有了良好的基础,再加上对知识的持之以恒的追求,邓子基开始了勇攀学术高峰之路。

 

初露峥嵘,创立学说

1952年,邓子基完成了《苏联预算制度研究》的撰写,这也拉开了他后来多如繁星的学术成果的序曲。经过了近10年的积累和探索,1960年开始,邓子基先后在《厦门大学学报》、《中国经济问题》等权威刊物上发表了3篇文章:《略论财政本质》、《试论财政学对象与范围》、《为什么财政是经济基础的范畴》。这三篇文章对财政的本质、对象再到财政职能进行了集中论述,奠定了“国家分配论”的核心理论基础。19648月,财政部在大连召开了的第一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邓子基等在会上提出“国家分配论”的观点。当时还有学者提出“货币关系论”、“资金运动论”、“再生产决定论”、“剩余产品决定论”、“社会共同需要论”等观点,但经过充分的论证和思辨,大会最终认可了“国家分配论”的观点。

 

与时俱进,发展学说

然而,“国家分配论”作为我国财政学主流理论,在确立之初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国家分配论”前后共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学术争论[],作为国家分配论的主要倡导者、推动者和发展者之一,邓子基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学术探索和创新,从未停止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国家分配论”就是在邓子基等长期积极的研究和论证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的。在谈到“国家分配论”的四次发展时,邓子基细心地为我们作了讲解。

邓子基说:“1980年是争论时期。此时,‘国家分配论’已经变成财政学界的主流学派了。但也有同志批它是‘国家意志论’。”但思想的火花总是在碰撞中迸发的,为了与学界同仁共同商讨切磋,19808月,邓子基等以厦大主办会议身份邀请全国财政学专家到厦大,参加了“全国财政学基础理论讨论会”。期间,邓子基秉承“坦然面对,充满自信,虚心求教,坚持真理”的态度,对提出不同观点的部分专家学者进行了专访。“当时,我和我的研究生逐一上门拜访专家,征询对‘国家分配论’还有什么建议和批评。”正是这种对于知识和真理的不懈追求,为邓子基学术之树长青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大家在会上提意见的时候,我一句话都没讲,专注思考。最后,大家一定要我讲讲,我才作了《为“国家分配论”答疑》的发言,提出坚持‘国家分配论’的主轴不变,兼容并包,扬长补短。”这次讨论会影响很大,“国家分配论”巩固了其主流地位。

邓子基说:“1998年以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进西方‘公共财政论’[],有的同志说我的‘国家分配论’在计划经济时代绝对正确、好,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过时’了。”面对大家的质疑,邓子基从容不迫,对知识的不懈追求和与时俱进的探索精神使他对自己倡导的理论有充分的信心。邓子基认为,“国家分配论”的基本观点并不过时,财政就是国家财政,就是公共财政,就是政府财政。“本质论”不会过时。邓子基说“这时,我发表了《坚持‘国家分配论’,借鉴‘公共财政论’》的文章,指出引进‘公共财政论’是对的,但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要有选择性地加以借鉴,要发展‘国家分配论’。”

经过了1998年的质疑时期,“国家分配论”显示出更强的生命力。新世纪初,“国家分配论”面临着“再发展的时期”。20018月,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十三届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时任财政部部长的项怀诚同志邀请邓子基作了主题发言。“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借鉴、整合、发展,树立正确的财政观》的发言,坚持‘国家分配论’,借鉴‘公共财政论’,两优整合,共同发展。”当时邓子基会上的发言,财政部以内参的形式上报党中央,报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全国地方有关单位,并使“国家分配论”有了历史性的跨越。

 

孜孜不倦,完善学说

虽然“国家分配论”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但邓子基并没有停止追求知识的步伐。新时期,邓子基总结、丰富、发展了财政本质与财政模式论,财政四要素论、财政四职能论、财政平衡论、财政与银行分工协作论等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多为政府部门所采纳,在财政、税收、国有资产管理改革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邓子基提出、发展和完善的“一体五重” 、“一体两翼” 理论,为我国国有资本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政策主张和发展思路。[]邓子基上述这些理论主张促进了我国财政基础理论和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成为制定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为上升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有重要价值。

《易经》云: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作为财政学界的领军人物,邓子基能坚定信心与立场,虚心接受批评,回应各方质疑,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理论。这种虚怀若谷、追求真理的大师风范令人折服。

 

爱生如子,奉献厦大

邓子基不仅对知识的追求有着强烈的热情,对学校和学生也有着强烈的热爱之情。

 

奠基者和拓荒者

邓子基是文革后厦门大学复办财金专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与他的同事们抓住了教育改革的大潮,推动了财金专业的复办,为后来的财金专业升格为财政金融系奠定了基础。他为厦大建立财政学与货币银行学两个硕士点、博士点和全国重点财政学科,以及为树立厦门大学财政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邓子基不仅是厦门大学财政系的奠基者和拓荒者之一,同时对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建立和成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面对社会对于经济专门人才需求日益专业化的趋势,葛家澍、邓子基等作为主要负责人,与他们的同事们以其长远的发展眼光察觉了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的发展之路——创办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他们通过系内各专业的摸底、调研,形成了切实可行的学院建设蓝图,成功邀请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黄天翔到厦门大学经济系考察,并提交了大量的申报材料,最后经教育部批准,建立了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这是我国综合性大学的第一所经济学院。在首届领导班子中,邓子基担任了副院长,和当时的院长葛家澍等一起,为经济学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经济学院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与葛家澍和邓子基的奠基作用是分不开的。

 

爱生如子,盘点人生

邓子基对厦门大学的贡献的另一方面就是他“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的理念。邓子基虽已年届89岁高龄,却仍奋战在教学与研究的第一线,每次上课还是三节连上,中间只休息20分钟,但这20分钟也往往被学生们的提问所占用。凭着爱生如子的热情,邓子基乐在其中。

“我现在每天至少工作六小时。‘教书、育人’这是我的投入;‘出人才,出成果’,是我的产出。”说到这里,邓子基更精神了。“我今年在厦大从教62年了,培养了博士生106人,已经毕业了102人,身边还有4个;培养硕士生300多人,至于本科生就数以千计了。”邓子基的学生们,奋斗在国家各条战线上,大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其中有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何立峰、湖北省副省长张通等数十位的副省部级以上干部,还有一批如张馨、杨斌等国内著名的学者。邓子基对学生倾注了犹如长辈般的无私的爱,从学习到生活,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带过的每一个学生。“我和学生一向感情很好,之前我把学生当作亲子女一样对待。现在培养的学生,应该当孙子、孙女了。”邓子基慈祥地说道。在他看来,要培养好、服务好学生,必须要有爱心,同时也要对他们进行人生指导。

“‘出成果’,就是注重科研,发展‘国家分配论’。”邓子基继续细心的为我们解释。邓子基关于财政、税收与国有资产理论的观点与政策主张受到财政部门、税务部门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重视与采用,成为他们制定理论政策的依据之一。“产出大于投入,对企业来说就是盈利,对我来说,就是收获!盘点人生,在厦大从教62年了,有了很大的收获,我很高兴。”

 

“三把钥匙”,寄语后辈

谈到对青年学子的期望,邓子基希望大家能掌握好“治学之道”、“为人之道”、“健康之道”这三把钥匙。“前面两把钥匙都很重要,但是要以身体为载体——千好万好,健康最好。这里讲一下保健之道,我有‘三、四、五、六’![]”邓子基自豪地说。“讲求‘保健之道’,不是为健康而健康,而是要保证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青年学子要掌握好治学、为人和健康的这‘三道’也是‘三条规律’,把它们协调好,处理好,做到:认认真真读书,诚诚恳恳做人,明明白白做事,健健康康生活。”

 

【访谈后记】

访谈持续了近3个小时,邓老始终精神饱满,语风锐利,记忆惊人,还不时引经据典,兼谈时事。邓老身上流露出的鸿儒之气质令作为晚辈的我们敬重不已。短短的访谈带着我们穿越了时空,使我们不仅感受到了邓老近一个世纪的传奇人生,也体会到了“国家分配论”这一主流理论从创立和发展的曲折历程。在这个过程中,邓老虚怀若谷的精神和对知识、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令我们折服,他对于王亚南校长的尊重以及对恩师教诲的践行令我们敬佩,他爱校奉献的精神、爱生如子的热情也着实让我们感动。这三种情感贯穿了邓子基资深教授的教学、科研生涯,它们像火种,燃烧了他过去的岁月,照亮了财政学界的天空,温暖了他所培育的学生,也重燃了王亚南校长的精神。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像火种样的情感,也必将成就这位五老峰下“不老松”的传奇。“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

(李 星 范玉洁 钱日帆 占芬)



[]2011428温家宝总理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时,忠告马来西亚学生要“做大事而不要做大官”。

[]中华民族八年浴血抗战取得艰难胜利,但中国人民并未尝到胜利的果实,也未能过上和平的日子。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学习、传播马列主义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

[]第一阶段是60年代的形成时期。第二阶段是1980年的争论时期。第三阶段是1998年后质疑时期。第四阶段是2001年后的再发展时期。

[] 20世纪末,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我国财政学者引进了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

[⑤] “一体五重” 、“一体两翼”是财政本质与结构的形象比喻。这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以国家为主体,行政权力和资产(本)所有权并存所决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包括税收与国有资产(本)收益或利润上缴两个部分;明确了国家税务部门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财政的两翼,缺一不可。

[] “三乐”,三个“快乐”;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四动”:动脑多思;动口多讲;动手多写;动脚多走;“五老”:老体、老伴、老友、老本、老窝;“六条”:心态平衡,生活规律,劳逸结合,适当运动,合理饮食,必要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