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培兆教授:学术就像一场马拉松



【人物名片】

胡培兆教授,长期在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已发表论文400多篇,出版专著11部,其中《“资本论”研究之研究》曾是国内最引人注目的畅销书,《人民日报》等均有书评。

曾先后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福建省学位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理事、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学部召集人、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问题》主编。

1986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同年79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联播》播映过他的创新事迹;1991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首批优秀专家”;2006年被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授予“全国师德标兵”等荣誉称号。1985年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中央组织部直接联系的高级专家。

 

【访谈纪实】

因为胡培兆教授仍奋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访谈就安排在了经济学院会议室。访谈开始之前,他特意给我们发了一份他为王亚南老校长《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12月版)一书所做的导读性文章,并细心地为我们作了简要的解读,面对严谨而又和蔼可亲的胡老师,我们的紧张感一扫而空,访谈的气氛也变得十分温馨。

三个小时的访谈,我们只想到了一个词:学者。是的,胡老师是一位毅力超人的学者。几十年如一日,奋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坚毅、正直、坚持真理、无私无畏……

他如松的品格,如海的抱负,如山的胆识,如诗的爱,都献给了经济学。

学者自有学者的品格,弥坚以恒,宠辱不惊;

学者自有学者的抱负,永远进步,从零出发;

学者自有学者的胆识,不信流言,坚持真理;

学者自有学者的博爱,尊贤爱生,新美如画!

 

仰慕“北马南王”,结缘政治经济学

胡培兆与经济学的渊源非同一般。当他还在上中学时,就已经知道中国有两个名气很大的经济学家,北大的校长马寅初和厦大的校长王亚南,人称“北马南王”。他对“北马南王”的仰慕和缘分,让他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6年胡培兆考进了厦大经济系,便与这两位神交已久的经济学宗师结了文缘。因为素昧平生的马寅初是他的同乡,进大学后,对他了解得更多,而且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他的著作。胡培兆还特别细读了那本1958年出版、翌年就让马寅初先生遭受灭顶之灾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以及马先生发表在1959年《新建设》第11期、声明坚拒一切批判、将近5万言的反驳长文——《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马寅初先生那种敢于修正错误、坚持真理的无私无畏精神,深深地感染了他。马寅初恢复名誉后,1980年胡培兆就在上海一家杂志上发表一篇专论《马寅初先生的一本书》,文中称马先生“被埋没多年,现在又像珍贵的文物一样被发掘出来了。”马先生在病榻上看到此文,就嘱咐他女婿徐汤莘代为署名签章,将那本新版书寄赠给他。受大家如此平易下顾,胡培兆十分感动,视此书为宝物加以珍藏。

我们有幸目睹了这部加盖朱红“马寅初印”的著作,泛黄的书皮显示的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记忆。虽然时隔多年,胡培兆谈及此事时仍然一脸崇敬,虽然未曾与马先生有过一面之雅,但马寅初老先生那种为维护学术尊严而不屈不挠的浩然正气,却让他震撼一辈子,也成为他日后做学术所坚持的标杆。

至于王亚南校长,关系则更进一步,不仅有文缘,还结了师生缘,王校长直接成了给胡培兆解惑授业的导师。厦大经济学科兴盛时期就是始于王亚南时代。一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由于王校长的影响力和机智,保住了厦大经济学专业原有规模不动,只将院改为系、系改专业;二是在全国学习《资本论》中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三是厦大的应用经济学——会计、统计、财政、金融等学科也能提出理论来;四是1950年创办经济研究所即招收研究生,为新中国大学首创;五是创办了《中国经济问题》,也是新中国大学首创,直到上世纪80年代,和《经济研究》并列为全国两大经济学杂志。因为王校长奠定的基础和后继者的继续努力,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厦大经济学科建设能有重大推进和发展,且保留强劲势头。1982年成立全国综合大学第一个经济学院。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自己考上厦大经济系,并且成为王校长麾下的学生,胡培兆坦言他深为此事感到荣耀。尤其是入学那天看到芙蓉二北门悬挂着“热烈欢迎未来经济学家入学”的大红幅时,更是深受鼓舞。“作为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自认为是王校长的嫡系,因而更有优越感”,他说,“实际我们从王校长那里所受到的教诲也自然要多些。因为王校长亲自给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开课,讲授政治经济学专题、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等。零距离接触机会很多,课外的耳提面命机会也常有。”

王校长的孜孜教诲和马寅初先生对学术尊严的维护,都对他走上政治经济学的道路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接触最多的陈可教授(现在香港)对他影响也很大。他的才华与博学,豪爽与机敏,也激励他一生专注于经济学。

 

始终把自己安放在进步状态中

然而,胡培兆从事经济学研究的道路并不平坦。1960年毕业分配时,根据本人志愿,以及复旦方面派员来遴选,学校保送他去复旦做研究生继续深造。可到复旦不久,“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就下达,复旦校方压缩研究生规模,胡培兆和其他几位研究生被调整为助教。孰料从此每况愈下,后来又被下调回家乡浙江金华,在一个镇的中学里教俄语。从复旦到中学,从上海到乡镇,落差之大,非常人所能承受。但他提及此事时并无怨言。他说,为国家分忧解难,责无旁贷。只是不能以党给的专业为社会工作,内心难免有些惆怅和遗憾,总期望能够归队。于是,他想到王校长。当时王校长驻上海承担中宣部的学术任务,他写信向王校长诉说。王校长爱生如子,总是亲自复信开导安抚他。王校长鼓励说,社会总是美好的,但不能保证每个人的工作都理想。只要把自己永远放在进步状态,有志于为社会,为人民,尽一份力量,迟早总是有个落着的。在王校长的劝导指引下,他便安下心来,在金华做长期打算,并练就了在逆境工作上进的性格。努力工作中,成了骨干教师,也得来一些荣誉头衔。但他不忘专业,业余惜时如金,利用所有寒暑假研读经济学著作。回大学后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马克思与<资本论>》,就是在中学里写的初稿。他最大的遗憾是1977年回母校时,王校长已去世八年。物迩人遥,十分伤感。

 

持之以恒,不离科研前沿

一个优秀的学者不会执着于保持某种姿态,而是时刻追求进步。厦大校训“自强不息,至于至善”,正是胡培兆最真实的写照。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经济研究所是他的老巢,他常年驻扎在此,孜孜工作。回母校,三十多年来,除出差,不论双休日、寒暑假,每天都在所里,就连大年初一也在办公室,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编辑工作。外出开会,他也很少滞留参观游览,休会即返。他说,过去每年暑假上级都要组织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可携带家属)到景区参观疗养,但他一概谢绝。

科学上的重大创新都是智者勤奋钻研的结果。虽然已年过70,但他不仅精神矍铄,而且学术之树也长青繁茂。他关注经济学热点问题,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破解难题,当国家提出“建设新农村”时,他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以城镇化模式建设新农村》;当社会呼吁“低碳经济”时,他在《人民日报》上刊发了《先中碳后低碳》一文,为政府建言献策……他永远走在学术研究的前沿,时刻牢记一名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为国分忧,为民解难。他的这种坚持不懈的创新精神,不仅源于他对学术超乎寻常的热情,还来自于他对王亚南校长的感恩。他不无动情地说:“每天面对王校长铜像,我很感惭愧。平心而论,我是为王校长而工作。”

 

为马克思经济学正名

对于厦大经济学科的发展轨迹,胡培兆有着清晰的记忆与了解。他见证了厦大经济学科最繁荣的时刻,也见证了厦大经济学的蜕变与跃升。

胡培兆告诉我们,厦大经济学科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就是研究、传布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重要基地之一,《资本论》的两位译者王亚南、郭大力就同时在厦大工作过。可时过境迁,现在马克思经济学说在我国经济学界已边缘化了。当然,各有各的信仰,勉强不得。但是,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者也有一定责任。谈到这里,他指出,现在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人中有两种不良倾向:一种是将马克思经济学说教条化,以为越教条越保守就越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将马克思经济学空壳化,搞昨是今非、今是昨非。

“我不惮说我信仰马克思。”他说,他很尊重马克思的人品。一个有博士学位、有高层社会背景的佼佼者,毅然放弃个人得失,献身于无产者,为饥寒交迫的广大劳动者抗争求解放。这样的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应该是被尊重的。同时,他崇拜王亚南,他认为,只有像王亚南这样有崇高品质的人才能完全领会和践行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真谛。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马克思的经济学呢?对此,他侃侃而谈,他告诉我们,现在西方的一些经济学思想受到了国内经济学界的追捧,成为主流理论,但各种理论之间却不应该相互否定。各种理论都是要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应运而生的,有其时代作用,但都不是永恒的真理,要以变化的眼光看问题,既要尊重历史,更要尊重现实。

“我们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学习和坚持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最广大的劳动者主持公道。同时信仰唯物史观,任何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是绝对真理,因为每个结论都有当时的事实根据,无可辩驳;但又是相对真理,因为所根据的事实是要变化的,理论就要发展。”他以绝对贫困化为例,这个观点在马克思时代是铁打事实,但战后就当别论了。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说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科学,经济范畴都是历史范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是反教条主义者。而且,经济研究的职责是面对现实研究和解决问题,从理论上为经济发展扫除障碍,增进人民福祉。因此问题讲得多,有前瞻性,就有风险。探索就不能怕风险,才有突破性进展。马克思说辩证法的本质是革命的,可谓一语中的。

胡培兆认为做学问就要兼顾正反两个方面的意见,多角度地考虑问题。作为一个学者,要切合实际情况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他以马克思的方法论进行了一些力求实事求是的探索,得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见解。如绝对贫困化问题,有计划商品经济问题、否定计划规律问题,劳动价值理论与剥削问题,资本家管理问题,有效供给问题等。他因此而常遭批判。但他自信自己的理论符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精神。

是的,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骨子里的那股气质不是任何时代和环境所能改变的,只要还有这股气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有生命力。

 

纠风既要“零容忍”也要“零空间”

胡培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教育部学术组织中参加一些工作。其中一项是担任教育部社科委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为维护学术之风做出自己的贡献。作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胡培兆的品格不仅体现在坚持不懈的创新,同时也体现在他的学术品格上。他像所有他尊敬和仰慕的学者一样,一生坚持以学为本位,鄙夷虚荣,拒绝入一切商业性名人录,包括世界“杰出”名人录。珍惜文名。一般也不接受访谈。他学风端正严谨,每文都亲自写,从不要他人代写,也从不在他人主笔的文章上署名搭便车。他主编的《中国经济问题》,是全国唯一公开声明“不卖版面费,以质量用稿”的杂志,并且不刊用两人以上署名的文章,以防止有些人在别人文章上署名搭便车。

提到学风建设的问题,他非常谦虚,说虽然自己兼任教育部学风委工作,但做得很少,主要是北京的同志在做。不过,他还是不吝地跟我们分享了他关于学风建设的一些观点。他认为,学风是学术创新的灵魂,要根本解决抄袭剽窃等不良学风问题,要“两手抓”:一方面对涉案者要“零容忍”,严加处理;另一方面要不断改善学术环境,营造出使不良学风无立锥之地的“零空间”。他进而指出,学风上,除抄袭剽窃外,还有个学术平庸问题,最容易被忽略。这个观点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他解释说,大量作品不抄不窃,但就是没有高水平的创新成果,这是最大的学风问题。“当前学术总体水平可以作这样的评价:有高原,少有高峰。名家多,大家少。”接着,他又提到现在的各种大学排行榜,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名缰利索。社会科学属精神产品,要有宽松的学术环境,才有闲情逸致,才有可能产生灵感和奇思妙想,拿出佳作,甚至是扛鼎之作。

 

闲情逸致促灵感,殷切寄语后辈人

三个小时的访谈,胡培兆丝毫没有疲倦之意。

“我思想还算解放,但生活比较保守。生活上谈不上有什么爱好,如叫爱好的话,较大的爱好有俩:一个是求平静,另一个就是爬山。”他这么回答我们。他还说:宁静不为致远,意在陶冶学术性情。我行我素走边路,不挡他人进步;而爬山既是休闲运动,也是享受大自然,在高峰鸟瞰美好风光,令人心旷神怡。

当前的大学生大多急功近利,重实用、轻科研。对于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年轻人,该如何走好这条经济学之路?关于这个问题,他说:“我希望年轻人在年轻时要长好身体、长好知识。年轻时长好的身体和知识是最大基础,一辈子都受用。”他说,自己经常建议知识分子去两个地方看看。一个是图书馆,看那么多书,汗牛充栋,再想想有几本是你写的?你就骄傲不起来。“过去王校长对我们说:要充分利用学校的良好条件读好书。”大学里有老师的教诲,有同学的切磋,有图书馆,有实验室,有优美校园,全是成才环境,应当充分利用好。另一个是医院,看那么多病人,在痛苦呻吟,挣扎,你就会感到身体好是最大幸福,奢望就会减少。“年轻人要多看书,少上网。多思考,少本本。” 关于看书,他建议经济学子有三本经典必读,一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二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三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说现在年轻人上网时间太多,“我虽不是‘九斤老太’,也总感后生可畏,但还是要提出这些建议。”

 

【访谈后记】

都说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学术何曾不是如此?三个小时的访谈很快就结束了,在胡老师热情的解答中,我们循着他的记忆,看到了他一路跋山涉水走来的痕迹。也许我们永远无法感同身受那些往事,但却能领会到一颗坚定而强大的内心所能迸发出来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带领这胡老师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弥坚以恒,几十年如一日,用他自身的研究和探索,不断地发现马克思经济学的真谛和活力所在。也是这样一种力量,让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只用自己专业的学术眼光对事物做出思考和判断。世界上,大凡有所建树的学者,都能超越功名利禄,用心中的一方净土,撑起头顶的一片蓝天。胡老师虽是经济名家,却又常怀赤子之情。他和所有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一样,有着一颗悲天悯人的博爱之心。他被他的那些前辈们感动着,而我们又被他这样的前辈感动着。访谈结束时,胡老师推着一辆旧自行车和我们道别,看着他渐远的背影,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和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是怎样的人,因为他,胡培兆教授,就是这样一个人。

(占 芬 刘 刚 林子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