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宣恭教授:做一名纯粹真诚的老师

 

【人物名片】

吴宣恭教授,1930年生于福建晋江。195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并留校任教,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班。1985年被评聘为教授,1986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曾任厦门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校长、校党委书记。现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西南财经大学等6所高校聘为兼职教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6所研究机构聘为特约研究员或顾问;担任过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生产力研究会理事,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顾问,分别担任福建省几个学术团体的会长、副会长或秘书长、名誉会长、顾问等,并被一些政府机构聘为顾问。

吴宣恭教授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动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期刊、报刊上发表论文一百多篇,出版《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改革》、《产权理论比较》两部专著,在改革开放早期提出许多有原创性和重要价值的观点,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主编和共同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5部,其中两部为全国统编教材,分别于1987年和1995年获国家级优秀高等院校教材一等奖;另一部于1997年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多次主持、承担并完成国家和省、部级有关经济体制改革、所有制与产权理论的研究项目,为国家、省、市的建设发展提供咨询。曾十次获得教育部和福建省优秀社科成果一、二、三等奖以及国家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论文奖。他与厦门大学部分教师共同努力,于1987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MBA教育项目。

 

【访谈纪实】

吴宣恭教授虽已年届81岁高龄,却仍奋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坚持每周给博士生上课,并且一上就是三个多小时。约访期间,正好赶上“毕业季”,桌上厚厚的一堆毕业论文正等着他审阅。当我们怀着一份兴奋又紧张的心情来到吴老的家,他亲自开门迎接我们,并为我们准备好了饮料,然后又递上他从教六十周年的纪念相册送给我们。他甚至还预先设计好采访后合影的机位,他的亲切、和蔼和细致深深地感染了我们。

 

半路转行,投身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

吴宣恭的中学生活是在号称“万国租界”的鼓浪屿的英华书院度过的,他酷爱外国文学作品,英语基础很好。1947年,他抱着欣赏、研究外国文学的憧憬考上了厦门大学外文系。新旧社会的交替将吴宣恭的大学生活分割成了两半,两年在解放前,两年在解放后。与此同时,他面临着两类性质、内容、范式完全不同的课程,从西方的文学理论、哲学原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概论、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当时,剧烈的社会变革推动了学生民主运动迅速发展,身处被誉为“东南民主堡垒”的厦门大学,就读外文系的吴宣恭也深受学生革命运动的影响,并重新考虑自己憧憬的“象牙之塔”是否切合时代潮流,所学的专业是否当时社会发展的急需。于是,他开始学习在当时的厦大到处可见的革命书籍。经过自己的摸索和进步同学的帮助,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深刻性深深吸引了他。

从大三开始,他正式修读王亚南校长开设的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经济课程,为后来的学习准备了基本的条件。毕业之后,他留在厦门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助教。但“半途转行”的他,始终感觉到自己的经济学知识基础还不够扎实,知识结构还不够系统。1958年,他说服了王亚南校长,让他到中国经济科学最强大和最前沿的中国人民大学,就读政治经济学研究班,继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人大政治经济学研究班期间,吴宣恭刻苦认真地学习。除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外,还系统地选修了经济学说史、经济史、世界经济、逻辑学等一系列课程,深入地学习了《资本论》和一批重要经典著作,初步弥补了理论基础和知识结构不够系统的不足。

为了更好地理解老师所讲的内容,吴宣恭上课注意听讲,几乎一字不漏地把老师的授课内容记下来,形成一份完整的课堂笔记,成为同学们竟相抄录的材料。此外,他还非常认真执着地自学,看书必做详细批注。采访期间,我们看到当年他研读的《资本论》和《反杜林论》,页面空白之处用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工工整整地写满了学习感想和心得体会。他教导我们,这样学习才能高度专注和认真思考,才能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

 

感恩铭记,终身不忘引路人

说起王亚南校长,吴宣恭显得有些兴奋,话语之间充满了感激之情。本科毕业之前,吴宣恭一直在听王校长的课,毕业留校后,王亚南校长问他是否愿意放弃外文专业,改当更加需要的政治课助教。他不加犹豫地答应下来,从此开始了他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学术生涯。

在担任政治经济学助教时,王亚南校长还特意嘱咐他,不仅要做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还要帮助学生政治思想的成长,又让他兼任了教导组和团委会的职务,参与学生思想管理工作。

后来,在王亚南校长的推荐下,吴宣恭又担任了厦大文科理论刊物《学术论坛》编委会的秘书(实际上是主编助理),负责繁杂的编辑、出版工作,从而有机会与接触大量的学术论著,开阔了眼界,提高理论辨别水平。

吴宣恭领会到王亚南校长身上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将其概括为“五个品质”:一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王校长一直教导师生研究社会科学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定要通过社会调查深入到实际中去,发现问题,研究和解决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高校第一份经济学专业杂志《中国经济问题》就是在“理论联系实际”这种理念下创办的。二是强调教学与科研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反对当“教书匠”。在王校长的不懈努力下,厦门大学先后创办了《厦门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学术论坛》和《中国经济问题》 三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学术刊物,为教师开拓科研成果的发表园地。三是注重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结合。在上世纪50年代全国院系大调整时,王校长在厦大竭力保留了多个应用经济学专业。正是得力于当年他留住经济学科的优秀师资力量和多个专业,才使得厦大经济系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系,并在教育部的批准下,在全国的大学里建立第一个经济学院,才有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的今天。四是注重学与思的结合,王校长时常教导学生不能读死书,要学会独立思考,边学边思考问题。五是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王校长无论是讲课还是写文章,都经常首先谈起相关的方法问题,然后才进行分析和提出结论,在他看来,这是研究一切学科学最重要的基础。

时至今日,王亚南校长的这些理念仍激励着吴宣恭在教学科研上笔耕不辍,持之以恒。

在吴宣恭眼里,王亚南先生首先是一名教师,其次才是一名校长;先是会关心人,之后才去领导人、教育人。王亚南先生胸怀坦荡,平易近人,关爱师生,经常为师生们解决各种问题,以至于后来流传了一条众人皆知的经验:有什么问题,可于每天下午5点多钟在校园小路上去“偶遇”王亚南校长,请求帮忙解决。

王亚南校长还经常走访学生宿舍,看到有学生躺在床上看书,就劝说他下床,并嘱咐他要边看边做笔记,把读书时的所感所想记录下来。吴宣恭说,自己之所以能在以前工作十分繁忙的条件下还能不断发表文章,靠的就是平时读书做笔记所积累的点点滴滴。

 

潜心治学,深研所有制与产权理论

吴宣恭很早就从事所有制与产权理论研究,造诣很深。我们询问为什么选择这一领域作为长期的研究对象。他提出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因为所有制和产权关系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分析和认识经济关系的基本切入点,离开所有制与产权关系,什么经济问题都无法得到满意的答案;二是厦门地处东南一隅,远离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信息滞后,要进行宏观经济研究条件有一定局限。

从教六十多年来,吴宣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尤其是在中外产权理论和企业发展理论等方面取得了前沿性和创新性的重要学术成就。吴宣恭的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坚持基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二是严格说理与科学批判结合。

首先,吴宣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一直紧跟时代潮流,研究社会热点问题。当理论界对所有制的内涵及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的看法存在分歧时,吴宣恭就在《教学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重要刊物上撰文,明确提出:所有制关系包括所有、占有、支配、使用等丰富内容,论证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强调生产资料是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的主导环节;当理论界对产权概念认识极度混乱时,吴宣恭立即从方法论上分别研究产权的主体和客体,简要而明确地指出产权就是所有制主体围绕一定的客体形成的权能、责任和利益关系,从而帮助人们从玄妙难懂或界限含糊的种种产权概念中解脱出来,正确认识产权的基本内涵。他继而从多方面论证产权就是广义的所有权,解决长期困扰理论界的问题;当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成为社会热点时,吴宣恭通过查阅和分析相关实际材料,指出我国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不是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的工资收入差别,不能借口分配不公反对国家所有制。他认为,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是私营企业主与普通劳动者在收入和财富积累上日益拉大的差距,其根源是引导和管理不力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建议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下,采取多种措施加以缓解和逐步解决。

其次,吴宣恭的治学精神还体现在以科学的批判精神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既没有照搬,也没有一概排斥。对于“企业契约论”,他作了深入的评析,指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各个学派普遍把企业看成是契约的集合体,只强调企业的市场行为,忽视企业最重要的生产产品和创造剩余价值的职能,片面夸大了企业内部关系的自由与平等,抹煞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等不同经济主体在生产领域的地位差别,掩盖了企业内部的剥削关系,因而不能科学说明企业的本质以及企业与市场的区别。他对“人力资本”概念也作了批判。吴宣恭先从资本形成和运动过程对资本的范畴作了科学的辨析,分析劳动力与资本的对立关系;然后指出劳动力或人力根本不可能成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进而分析西方的人力资本理论和经济生活的现实,论证“人力资本”概念的悖谬性;最后指出,把人力当成资本,具有资产阶级庸俗资本观的共同弊端和要害,即把资本仅仅当成能够被利用来进行生产并在未来得到更大价值的物,回避资本增殖的根源,掩盖剩余价值创造过程的真实关系。因此,为了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必须还给劳动力(人力)和劳动力要素、劳动力资源以本来面目,摒弃庸俗的资本观念。吴宣恭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保证公有制为主题,反对各种形式的“否定公有制、鼓吹私有化”的主张。他在《评对抗“官本经济”的“民本经济”论》一文中点名批判那种将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诬称为“官本经济”并恶意地将其影射为俾斯麦和希特勒的国有化,主张以私人投资和所有、私人管理、私人享受生产成果的“三民经济”代替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论调,指出它篡改了“人民”概念的实质,假借“人民”的名义,实际上是要将真正归人民所有的财产变为少数富豪所有的财产。以私人所有为基础的合伙制和股份制,其财产在形式上虽然也归股东“共有”,却不属于公有制。

长年的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使吴宣恭拥有辩证的逻辑思维。在他看来,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坚持就是对他学术生命的坚持,他非常赞同马克思的阶级立场和分析方法,“来自于人民”与“历史唯物辩证”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所在。

 

言传身教,育得桃李满天下

1949年秋季,厦门尚未解放,厦大还没有复课,吴宣恭就到家乡的中学当义务老师,讲授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等课程,自此与“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任教于厦门大学,吴宣恭曾先后担任了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他曾经找过各级领导,婉辞要他到市里当领导的任命,以后虽然“不得已”担任副校长、校党委书记等职务,但最后还是在任期没有届满之前,辞掉了所有的党政领导职务,决意做一位纯粹的老师。他不喜欢人家以职务称呼他,用他的话说,我始终是一名教师。

在吴宣恭看来,做老师的乐趣就是帮助学生答疑解惑所带来的成就感。韩愈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吴宣恭对此的解读是:“传道”不仅要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懂得事物的规律,特别是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授业”不仅要教授学生扎实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掌握正确的方法,学会思考,学会如何学习,如何解决问题。“解惑”就是要帮助学生去辨别是与非,但是,不仅是教师帮助学生解答疑惑,也可以是教师在教学过程慢慢地解除自己的疑惑,从而达到“教学相长”的作用。

在吴宣恭这种教育理念的培养下,他的学生大多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从教六十多年来,吴宣恭教授培养出难以计数的学生,不少人成为省、市、厅、局领导和企业家;在他带出的43位博士中,有十多人已成为博士生导师,许多人担任学科的带头人。

“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在学生的心目中,吴宣恭不仅是良师益友,更是可亲可敬的长辈。他在学术上对学生精心指导,诲人不倦;在生活中对学生悉心关怀,爱生如子。他的学生何诚颖称赞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德高望重的学者,道德文章双翼齐飞,从而达到一种高山仰止的境界”。

在吴宣恭从教60周年庆典大会上,“吴宣恭教育基金”正式成立。吴宣恭感到目前奖励学生进行科研的奖学金还很少,为此,除了一般的奖学金以外,还特地设立了科研奖学金,鼓励更多学生以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访谈后记】

吴老先生所取得的成就,是基于他志存高远、一览众山的学术豪情,基于他坚忍不拔、滴水穿石的学术毅力,也基于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学术智慧,更基于他儒雅谦和、豁达自若的生活态度。

采访结束时,我们请吴老师题词,吴老师答应了,但并没有马上题写。三天后,他亲自把题词本送到了办公室。打开一看,字如他一贯的风格,简约清新,俊逸洒脱;词亦如他一贯的作风,古朴典雅,言简意深。

“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既树寒木,又发春华。祝南强学苑更加郁郁葱葱!”道出他对厦门大学经济学科未来发展的深深祝福。“读书贵于精思深解,而不求过目成诵,宜由迩及远,渐赴堂奥,自畅性情才力之所不尽,终而有济于辨理行事”写出了他对经院学生的期许与鼓励。

吴老先生是一个多才多艺之人,治学之余,经常填词、作诗,畅谈人生,讴歌生命。“直节生来瘦,虚心自参天。西风摧不垮,岁暮骨弥坚。”他写这首《疾风劲竹》诗,是对马克思主义被边沿化的回应,也是他为人处事的真实写照。学校里鲜有人知,他还写过电影节剧本。上世纪50年代,国外舆论一直在鼓吹“台湾不是中国领土”,为反驳这种言论,他于1956年在病中写了电影剧本《郑成功收复台湾》,看过的师生都给予好评。作为厦门市老年书法研究会顾问、厦门大学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吴宣恭教授经常以翰墨怡情养性,其书法风格是一种从容淡定的自然流露。书界常云:字如其人。高雅洒脱的书法风格正是吴老人格品行的生动体现。

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吴宣恭老师——纯粹真诚而令人敬仰!



(潘照安、黄燕萍、刘家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