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资讯

11月5日晚，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靳涛教授给经院学生作了题为《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学术讲座。以下是讲座的主要内容。

本次讲座的主题是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我将围绕着这个主题从以下的六个方面进行了展开讨论：一、为什么在中国要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二、中国为什么会发生经济转型；三、怎么认识和评价中国经济转型；四、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五、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的特征与评价；六、如何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完全市场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根植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

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增长理论不完全适合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有助于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深入研究以及现实问题的解决。

至于中国为什么会发生经济转型，我在研究中发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率一直呈下降趋势：

表1：前经互会成员国工业产值增长率的变化（年均，％）

另外，计划经济在结构与效率方面存在特定的限制。计划体制实施的必要条件：1.要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必须保证政府充分掌握全国各个层面的发展信息和拥有各个方面的知识，也就是说政府的“理性”必须足够大。2.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公有制按劳分配原则发挥作用的激励条件是所有公民真正做到人人平等、利益一致和劳动的自觉性 。3.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的优先发展战略又必须保证人们的消费倾向相近 。4.在计划体制下还有最重要的保证是人们保持在主人翁条件下的高昂的工作热情和积性。 5.计划人要大公无私、聪慧过人。上述条件又在哪些条件下可以满足呢？从社会主义的集权计划体制来看，由于人类（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理性有限，政府计划部门没有能力保证国家经济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保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只会在某一个特殊阶段的期限内，通过集中配置资源，可以较好地满足国家特殊利益的需要。所以，当一个国家遇到特殊困难和面对一个大的挑战时，如战争、灾害或者面对一项重大的任务时（如快速发展工业化、加快军事工业发展或攻克某一重大课题），此时由于计划体制在集中调配国家资源方面的优势，所以该体制在此时的优越性会很大。但是当前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要实习计划体制经济存在很大局限性，中国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那我们要怎么认识和评价中国经济转型了？中国当前是经济改革还是经济转型了？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三位教授共同撰写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这一篇具有代表性的转型研究论文，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革。只有完成了宪政转轨，才能说是一种真正的转型。科尔奈则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2000年冬季号的长篇论文《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变化意味着什么》中提出了“体制的特殊品性”概念，认为只有社会制度（政治方面）变革成功才会实现和完成经济体制方面的转轨。他强调，“体制的特殊品性”是判定经济社会制度的标准，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会有不同的“体制的特殊品性”，转型必定是“品性”的改变。

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和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其国家和政体也是一个独裁的政体，它们也不是西方学者所倡导的典型的政治民主和自由化市场体制相结合的理想范例，但它们同样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他们正是在经济起飞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和推行政治民主和自由化的改革，这与西方学者倡导的转型思路和指导方式完全相反。

虽然一个国家的政体和宪法制度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能够产生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那种认为只要宪法制度和政体没有变化，就不能达到经济体制的转型，就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是一种僵化的和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原教旨主义观点。

此后，学界征对这个问题先后出现了三次共识：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是2004年5月初由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兼中国清华大学教授Jashua Cooper Ramo的一篇“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提出的。该论文对中国２０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样(Ramo,2004)。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正面肯定，就成了国际主流媒体的一个引人关注的动向。

如何评价实际上与如何看待“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直接相关。目前还没有能用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来做到这一点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而用主流经济学更深入和客观地分析与揭示“中国之谜”是目前众多一流国内外学者关注和努力的目标。

征对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个问题我将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这方面来进行分析。诺思认为，西方以充分界定私有产权及有效率制度安排的过程导致一种新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出现，这才是西方近现代科技革命和生产技术突飞猛进的主要缘由。国内学者通过对制度与增长间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关系的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易于在短期内被人们观察到，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表现不明显或者不易衡量，这可能是许多经济学家忽略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卢荻，2001；沈坤荣，1999；张军，2001；林毅夫，2002；雷钦礼，2003）。

通过把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作为制度变迁的过程来考察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很多人认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会起到决定作用，如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现象。但我们通过二者的内在关系分析却发现，结果恰好相反，正是经济增长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化，而不是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这也说明诺思的结论是有疑问的。当然，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的协整关系也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长期相关关系，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不是决定性的。在经济转型问题上提倡“华盛顿共识”的学者认为，所有的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市场无疑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通过一系列快速走向市场化的策略，转型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成功走向市场体制。但事实证明“华盛顿共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对把目光局限在“为转型而转型”的狭隘目标以及忽略增长取向的实现途径上。经济增长对经济转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把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同步考虑，只有在增长中来推动转型才是有效和重要的。